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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制度理性的转折关口 　　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十年,改革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 　　 　　无论是从对当下突出矛盾、问题的全面审视,还是从对未来十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成功发展、长治久安的战略构想来看,2010年都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一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方面体制改革的任务相对较轻,改革的重点将从“体制性安排”转向经济调控等方面的“技术性安排”。 　　在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紧迫性,特别是在形成有效率的公共政策体制、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体制、民主的公共财政与预算体制等基本体制改革方面,将是决定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2010:转折关口 　　 　　2010年是中国改革处于重要转折点上的关键一年,改革的指向应有“问题意识”,着力于厘清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体制机制根源。 　　通过对现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信任缺失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政府良治”或政府自身改革相关联,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手段就能解决,必须通过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或“制度理性”的安排才能完成。 　　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实现从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扩展,推进“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体制建设,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十年,改革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向“现代性”转变的“结点”上,如果说现代化预示着社会的“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那么,未来十年改革的重要走向就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要从战略上抓住影响稳定全局的关键性制度进行改革。 　　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深入到价值层面??制度层面。 　　换句话说,改革必须摆脱“纯经济学思维”,要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思考改革大局,把改革切实推进到“政治行政体制”这一关键性制度改革阶段,为社会稳定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保证。 　　 　　制度理性: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旨归 　　 　　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放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改革与发展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就是因为它具有“创造公共价值”的基本特性,其结果能够改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公共价值与公共政策和公共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公共政策体现的是制度理性,公共政策只有在公共精神的指导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共价值。 　　因此,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就是能否实现公共价值的“关键词”。公共价值由于其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重要性的特征,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就具有重大战略性的意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载体。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都必须服从国家“创造公共价值”这一长远目标,否则就可能造成动摇国体的严重后果,给整个民族造成伤害。这就是说,公共政策对形成和引导社会公共价值、凝聚民心和社会共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得民心者得天下”。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制度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是我们民族彻底复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有鉴于此,公共政策制定体制领域的改革有待更深层次推进。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其次,要从制度上确保新闻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使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改革和专业化,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政策浪费。 　　 　　“才”与“财”:改革之两翼 　　 　　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公共财政与预算制度改革,则是改革之两翼。 　　干部是国家首要的软实力,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向心力与官僚体制的廉洁、责任和效率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一个负责任、高效廉洁的政府要靠合理的政治行政体制机制来维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