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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个百分点的喜与忧 　　10年超大规模的持续投入,使得西部经济发展的体质大幅改善,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得以提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区域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投资低效的隐忧不容忽视 　　 　　人们惊喜地发现,2009年入春后的几次大风降温,并未给地处西部地区的陕西带来明显的沙尘暴天气,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据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人员介绍,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主要缘于近年来退耕还林形成的陕西绿色植被大面积增加。 　　 　　大开发十年盘点 　　 　　当历史车轮驰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过十几年的累积,东西部差距已渐成为摆在时任中央决策层面前一个越来越棘手的大问题。 　　1978年,沿海地区GDP为1812亿元,西部地区为564亿元,沿海是内地的3.22倍;然而到了1998年,沿海跃至48115亿元,西部则为11552亿元,两者相比倍数扩至4.17。考虑到东部地区习惯于少报数字而西部习惯多报数字的因素,实际差别可能更大。 　　另一组数据也可以佐证。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在全国的比重,近15年内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地区GNP在全国的比重却发生了较大变化,1980年为52.3:31.2:16.5,1993年则为60.1:26.8:13.1。相形之下,1993年东部地区的比重提高了7.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分别下降了4.4和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仅占国土面积10.7%的东部创造的GNP已经是占国土面积69.1%的西部的近5倍。 　　彼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而国企改制正处于攻坚阶段。 　　有识之士数度疾呼,东西差距过大危及社会稳定。“东西差距的扩大是在改革和发展中形成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从地区发展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慢的地区较之增长快的地区相对受损,从而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经济发展只能成为逐步缩小地区间贫富过分悬殊的理由,绝不能成为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的理由。” 　　人们逐渐意识到,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现象如果长期存在下去,就有可能出现恶性循环:富裕地区不能多上交导致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对落后地区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均衡发展,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就有可能发生摩擦甚至对抗,激化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的矛盾。 　　从经济角度,过大的东西差距给落后地区造成的损害也显而易见。沿海发达地区形成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吸走了大量内地投资资金,使中西部本来短缺的资金更加匮乏;中西部地区人才纷纷“ 孔雀东南飞”,流往东部地区;此外,中西部资源、能源在价格体系扭曲和计划调拨指令下,大量资源收益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 　　更关键的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弄不好会加剧民族矛盾,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因此,对中央政府而言,东西差距扩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国家的稳定和统一难以维持。 　　然而,缩小东西差距之艰,远非人们愿望的那么容易。远离经济中心,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投资回报率低下,给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途径缩小东西差距增加了很大难度。 　　不过,中外历史经验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开发经济后进地区,倾斜政策、优惠政策宜先行,于史有据。就中国的大西部来说,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曾给予指令性政策优惠。如元代在西北屯田,“无力者给以牛具、农器”;明代则实行“永不起科”的政策;清代鼓励湖广等省移民入川垦殖,先是3至5年才起科,对于山地则6至10年才起科,有些地方甚至“永免升科”,官府还发给牛种、口粮等。 　　不少专家因此指出,西部大开发应特别注意发挥政策的威力。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曾说,“政策的最高目标在于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到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就是资金,政策就是人才,政策就是物质力量。” 　　1995年,针对东西部发展差距明显增大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指出:“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998年5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现在离下个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有50年了,逐步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时候了。” 　　对于西部来说,1999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中央基本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基调。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召: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用西部大开发,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