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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散文分析 记得以前学过的一篇散文叫《荔枝蜜》，现在对于它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更没有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直到最近学习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散文”，才对这篇散文的作者杨朔有所了解。首先“十七年散文”，指的是以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间的这十七年中，作家创作的类型为散文的文学文本的总和。而在这其中，处于公开发表状态下的散文又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流。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中，以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较为出色与成功。而这其中，又以杨朔的散文成就最高且自成一体。的题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迅速及时反映朝鲜战争的通讯特写，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二、赞美与抒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崭新风貌与普通劳动者平凡但却伟大的精神境界；三、叙写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美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歌颂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就其散文的特点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这主要是由个人的经历决定的。早在1942年抗日战争之中，杨朔就到达了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后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深入矿山、农村体验生活，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先后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与平津战役，随部队东征西战、驰骋疆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包括：《红石山》、《北线》、《大旗》、《月夜黑》等。因此可以看出杨朔是十分自觉的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引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以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从事文艺创作的方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散文作品中的那些他所极力塑造与歌颂的工人、农民、战士等人民大众的形象虽则平凡，但却充满着生动、鲜活、朴实而感人的力量。这样的经历使杨朔在建国后形成了与巴金、沈从文、胡风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坚持五四文艺创作思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心态杨朔在建国后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适应问题。对于新政权他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不存在任何的迟疑与观望。作为这一场伟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此时的杨朔所显示出的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于新政权新社会，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他所要做的只是毫不迟疑的将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新世界的建设中去，用他的笔抒写出这个全新社会的美丽，并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从而让更多的人与他一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因此他认真的观察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每一点不同，充满热情的歌颂着这个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在《京城漫记》里，他通过解放前后北京陶然亭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歌颂了新中国建国后北京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的巨大变化；而在《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一文里，敏锐的他则将关注的视角指向了人们的生活理念，通过与独龙族姑娘媛娜的聊天反映出了真正成为了主人后的少数民族人民心理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篇章，无不显示出了杨朔散文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的特点。 二、自成一体的散文写作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杨朔的散文，特别是他散文的结构作为学习散文写作的人必须研究的模版，正是因为杨朔的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精道的体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杨朔体”。具体来说，陈思和先生将其概括为：“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抒情主题。”的模式。比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篇《荔枝蜜》，作品以我本来对蜜蜂的误解开始，然后写我因为休假时的住所临近荔枝园，在品尝了醉人的荔枝蜜后，对酿造了这好蜜的蜜蜂产生了好奇，接着写我在养蜂员老梁的带领下参观了养蜂场，并在老梁的解释中明白了蜜蜂的高尚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错误看法，最后由高尚的蜜蜂联想到了我们不辞辛劳的人民大众将主题升华到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高度。全篇先抑后扬布局巧妙、结构紧凑、起承转和、错落有致，行文过程中感情过度自然，主题深化的鲜明而真实，确实是散文写作艺术中学习谋篇布局的经典范例。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杨朔对散文写作的贡献。 与这篇文章体式相同的还有《香山红叶》、《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许多篇目应当说，杨朔确实已经将这一体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是对初学者来说，这一结构精道的体式也能使学习者在体式的控制下更好的组织材料、适当的发挥。 但正如一切体式性的东西都具有缺陷一样，“杨朔体”同样也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就是僵化的问题。任何故事即使再好，但如果读者看了第一段就知道三段后会写什么，那么必然就会削弱文章的可读性。同时，同样模式的文章一再出现也一定会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其次，“杨朔体”就如一副禁锢，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