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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国农业经营制度 第一节 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查《农业经营制度》、《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第五章“三个飞跃”） （三）农业经营形式的特点 1、农业家庭经营形式适合于农业生产的特点。 2、联产承包的形式适合于农业生产的特点。 3、农业生产在空间上的分散性和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有限性，使得农业经营单位必须拥有一定规模，才能达到规模经济效果。 第二节 农村股份合作制 （查《农业经营制度》） 第三节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与运行机制 （查《农业经营制度》） 第四节 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政策 （查《农业经营制度》，李燕凌关于“非公有制林业”论文） 第五章 我国农业经营制度 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利用传统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保护农业，避免走西方国家农业先衰落再由工业“反哺”的老路，已经被认为是重要的发展经验。中国市场取向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实证过程也可以说明，利用传统资源，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重建双层经营条件下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解决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十几年以来日趋复杂的财产关系问题，进而在市场经济的挑战面前，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保障农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的地位，乃是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政策选择。遗憾的是，这种维系中国传统农业稳态结构的制度特性，使产权完全排他性质的“独立经济主体”、与之对应的市场交换关系和市场化的企业制度等，至少是在现阶段显得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社区经济现实。同时，本项研究认为，假设到下世纪中叶这样的长程式来看，我国的农业资源禀赋仍不能根本必善；那也就总味着小农村社条件下的农业经济，只能做出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基本经营制度选择。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引起的组织制度变化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一向是以氏族村社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而在五十年后期从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跃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所提出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则试图以其“大”来打破氏族村社制度的血、地缘关系制约；以其“公”来打破小农经济的财产关系。但是小农村社的消极反抗造成的1959-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减产，还是近使这种高度集体化退回到“队为基础”，即村社为基础；和“三自一包”，即部分的小农经济。因此，高度集体化（1958-1962）实际上只实行了不到5年，相对于漫长的小农本社制的农业文明史而言，只是短暂的一瞬。 以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代表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正是因为承认并维护了这种保障农民部分“退出权”的现实，才稳定了当时的农业和农村；农资销售代表的农业投入和工业产销率逐年回升。乃至于在全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几乎崩溃的十年混乱中，仍在对稳定国家经济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均田免赋”式制度的推行，都会使农业生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推陈出新行家庭联产承包，恢复小农分户经营以来，农业主产品产量不断增长、粮食连续跨越3.5亿吨、4亿吨和4.5亿吨3个台阶的事实，所反映的也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 与历史不同的是，国家工业化的中央政府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面对的是一个集中的、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向市场经济演变中的制度环境。近年来的研究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改革前只是中央政府完成了国家一级的资本积累，改革初期的利改税和财政分级承包，在使全民所有制演化为部门所有制的过程中，逐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攀比”压力下，进行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的利益决策取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地方政府行为而言，它们往直接参照改革前中央政府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通过种种以国家为名的手段，剥削农村、农民，从农业提取积累。这也是农业资源加快流出、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之一。 家庭承包制使农民在户营经济范围内，成为拥有相对的生、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权利的基本核算单位，初步实现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直接结合。农户不公对自有生产要素有配置自由，而且也相应获得了以货币而不是以户口标名的身份自由。该课题所做的“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分类统计”资料显示，正是全国推陈出新行“大包干”时期，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占比例为历史最高，连续超过65%。使城乡社会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转而刺激两大部类交换、尤其制造业回升，促时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大包干革命”以后小农村社经济基础地位的确立，在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同时，引起一系列农村基层组织和基经营制度的变化 （一）士地约占农村财产总额的85%。土地制度是农村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础。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虽然以集体所有为名，但实际上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所有。国家通过民兵建制的、准军事化的公社组织来运作动员机制，全额控制农村生产力诸要素，全环节控制农民的生产、交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