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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大脑成像国际化路标 ——对话“国际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发起人总负责人左西年 来源：科技日报 时间：2017-05-23 /http_/kjrb/html/2017-05/23/content_369886.htm?div=-1 大脑科学研究迎来黄金时代！中外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已被激起斗志，他们在国际各层次脑科学计划框架下携手并肩，一层一层揭开人类大脑的神秘面纱。 在中国不到万人的脑科学研究团队中，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左西年认为，自己是从数学“入行”脑科学的外行，“跨界”仅十年，是个十足的新手。 5月中旬，脑科学领域的主要国际学术组织之一——国际人脑图谱学会（OHBM）提名左西年参选本届理事会主席，中国科学家被推到聚光灯下，所有OHBM会员通过投票过程再次了解了他为国际脑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与左西年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 记者：您本来是学应用数学的，怎么入了脑科学研究这一行？ 左西年：2005年，我北师大应用数学博士毕业后，机缘巧合遇到了我的博士后导师，当时也是刚加盟北师大认知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臧玉峰教授，简短的面试后我就“上船”了。当时宽松的环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了解脑成像，尤其是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这一新兴领域。2008年，经臧老师推荐，我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职位，一直工作到2010年底回国。 可能是学数学的原因，我更喜欢“挑刺”。传统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学术合作、通用标准等等，在我看来都不完美。我的想法很简单，筛选出最靠谱的大脑成像技术方法，然后应用于辅助临床诊断和医疗。所以，最初的几年，我只做了一件事，设计出对比不同成像技术的方法和路径，从可重复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选出当前条件下最好的选择。 最终的数据表明，磁共振成像可以无创探测人脑内部及与外部交互作用的信息，为现代神经科学打开了崭新的技术大门，因而从一众探测手段中“脱颖而出”。 记者：为什么提名您参选新一届理事会主席？ 左西年：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儿科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使我正好直接参与到该机构发起的“千人功能连接组计划（FCP）”中，我在其中负责选定测量和计算人脑内在功能架构的稳定可靠的技术和算法。 当时的脑科学研究瓶颈是样本量太少，科学家彼此还不开放并共享数据。我们向全球几十个研究机构发出邮件，希望共享磁共振大脑成像的数据，避免各自为战带来的信息孤岛和统计力度受限问题。 当时很多研究机构的反馈并不积极。臧玉峰教授很给力，率先贡献了198个样本数据，积极加入到FCP计划中。首战告捷后，经过广泛沟通，其他研究机构转而积极响应。 最终，该计划整合了全球35个脑科学研究机构的1414份大脑成像活体样本及相关脑成像数据，研究成果发表在2010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成为迄今仍是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短短几年引用率达到1500余次。回国后，聚焦可重复性问题，我又领衔发起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神经影像大数据共享计划“国际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CoRR）。我想，是扎实的研究和广泛深入的沟通能力，让国际同行关注到中国学者，我才有幸被提名吧。 记者：本月，著名生物学家颜宁去美国任教，引发了国内对领军科技人才影响力的讨论，您怎么看？ 左西年：我觉得像颜宁这样出类拔萃的中国学者能够输出到美国，国人应该为之骄傲。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提升的体现。国人被提名参选国际学术组织领袖，也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提升的体现。 一般来讲，学术共同体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就是所在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交流的重要桥梁，个人在国际的影响力越强，对本国相应学科的生态建设越有利：一是可以提高本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二是带动国内学术圈对国际一流学术前沿的关注，为本领域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 回国的施一公、出去的颜宁是结构生物学的翘楚，神经科学领域公认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应该是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蒲慕明，他对近期中国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您发起成立的“国际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是第一个中国主导的国际神经影像大数据共享计划，其学术影响力如何？ 左西年：中国人口众多，脑成像软硬件积累丰富，大规模脑成像研究时机已成熟，如果做好自上而下的设计，中国必将积累无与伦比的超大型脑成像数据库，有利于深入开展脑疾病的临床与转化型研究与应用。在此之前，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解决脑成像技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解决人脑连接组学研究领域“缺乏重测纵向影像大数据”的国际难题，我联合国际上36个神经影像实验室（其中26个国内实验室），发起成立了“国际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公开共享超过1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