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先生”成才之路与“格物致知”新解.docVIP

“二曲先生”成才之路与“格物致知”的新解 　　李?(1627~1705),字中孚,陕西周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因取县名繁体字“山曲曰?,水曲曰?”而自称“二曲土室病夫”,后世学人誉为“二曲先生”。 　　二曲先生,“童年丧怙,三党无依,加以屡罹变故”,父死于战乱之中,只能与母相依为命,苦度时限,几乎在未能入塾的情况下,利用拾薪采蔬之暇,在田间地头奋发读书、潜思广问而成才的。十多岁后,受邻县北宋巨儒张横渠影响,深感时艰世乱,民生困苦,遂弃艺文而致“六经”,力履“修齐治平”之道,将张横渠创立的“关中学派”(世称“关学”)由衰落转入兴盛,也为儒家“格物致知”这一古老的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引起世人瞩目,百姓推崇。 　　(一) 　　“格物致知”,本属上古学人的认识论范畴,即通过接触外界各种事物,获得各种知识和能力。孔子修“六经”后,遂变为儒家修身治学的基本命题,并从《礼记?大学》中集中地予以阐述,将其概念引申到伦理道德范畴,成为“修齐治平”人生价值取向的起点与门径。其原文表述如下: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可见,这种表述的逻辑程序和价值取向,是以学子修其自身为起点,又以自身修成为终点,而修身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词是“诚意”和“正心”。孔子之后,经书毁于秦火;两汉之后,今古经学先后复兴,又争辩纷起。东汉末,郑玄集经学之大成,注解《礼记?大学》,于“格物致知”注曰:“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此致或为至。”在这里,“格”失去了接触事物的含义,而“物”又被完全陷于伦理道德的范畴里,以知善来善、知恶来恶而释之,这就意味着把人对自然物的接触和认知,从认识论的范畴中淡去了,而唯一的认识客体被锁定在人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范畴之内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文化在内修与外务关系上二者价值观起点上的异同了。 　　东汉后,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因受释学北渐之影响,在两次民族大融合中,儒家也在汲取释道两教因子的基础上与时演变。加之北宋末期,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空???加重,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仕人学者,就产生了从经学的重新注解中探寻出路和亮点的强烈愿望,于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颢、程颐二兄弟开创和朱熹倡导的理学,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及其后明代的王守仁倡导和传承的心学)就应运而生,并在“格物致知”问题上争论不休。朱熹继二程之学而集注“四书”,将“大学”篇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位置“四书”之首,且居群经之前,可见他试图从曾参、思孟学派的经学旨向中探求“修齐治平”的亮点。这表现在对“格物致知”的注释上,首次突破郑玄旧注的局限,将“格物致知”以“即物穷理”而涵盖之,解析之。这样“即物”就有了接触外界“事物”的含义,从郑注之“人事”扩展到自然界之“各物”。同时,朱熹又将“即物”与“穷理”用“循序而致精”与“居敬而持志”贯通起来,这就不但突破了郑玄以“事”代“物”的狭隘性,而且也纠正了郑玄把一个认识论的命题完全变成“唯德是求”的价值偏颇。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朱熹对“格物致知”以“即物穷理”而代,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理”字上。他借用孔子“天命不可违”,提出“天命即天理”“天理不可违”的论断;又把孔子“小人喻于利”解释为违背天理的“人欲”所致,从而得出“存天理而灭人欲”的结论。这样一来,不但使其所提出的“即物穷理”带上了玄虚神秘的宗教色彩,难以践行,而且从世界观方法论上陷入心物二元和知行对立的窘迫境地,从此引起儒学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纷起。 　　 (二) 　　首先提出质疑的是与朱熹同时代的陆家三兄弟。九韶、九龄指出:“格物致知”之学本以“切于日用为主”,可朱熹却把它搞到了“太极”之上的“无极”玄念,这怎么能实现“省察本心,践履道德”的至善目标呢?三弟九渊对朱熹的批评就更系统、更激烈,他从“心即理”这一基本论点出发,以孟子“万物皆备我矣”为依据,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为学之方法只在于“立大而知本”,“发明本心”“明心见性”而已,并非所谓“即物穷理”。明代的王守仁,初学时很崇赏程朱的“即物穷理”,以庭院中所长的竹子为物而格之,而即之,穷究其理,三天之内日夜劳虑,病倒在床,痛责之:程朱之妄言误我矣。从此转学陆氏心学,猛烈抨击程朱理学,以至对“格物致知”提出异议。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这就是说,天下的事事物物之理,不在我的心外,而在我的心内。只要我诚心正意,尽弃私欲,致我心于良知,就可实现至善的修身目标。 　　由上可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它们在对立中也有统一。所谓对立,是“天理”与“吾心”的对立,即客观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