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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自然观视野下的生态智慧 　　摘 要：在生态破坏与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本文从中西方先哲对待天人关系的思想资源中找寻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之道。 　　关键词：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生态智慧 　　 　　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可见，怎样解决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的问题已成为现阶段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头等大事。于是乎，部分学者便将生态的破坏简单归咎于“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的思想。但这似乎是欠妥的。因为“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只是一个关于天人关系或者认识论方面的命题，不是什么经济思想。或许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看看能否从“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这对典型的中西自然观中去寻找一些生态智慧呢？ 　　 　　1.生态破坏与文明的冲突 　　 　　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约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前两个阶段，都走过了“创生――繁荣――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极盛，其衰象在此后年代日益突显。这三个阶段文明由盛转衰的部分原因便是该阶段的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人们只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尽管在历史的“前阶段”的“低阶段”，人类也曾留下破坏生态环境的记录，也曾导致中国黄河流域从先秦至明清三千余年间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消亡等严重事态，但从大体上说，那时的人类尚未摆脱对自然的依附与敬畏，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破坏的力度有限，加之自然界有较强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基本还维持着原始的可持续性。而“高发展”的工业文明则打破了这种原始平衡。??“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因为人以自然为索取的对象，很少注意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再生，牺牲环境求得发展，并使经济活动规模超过环境和寓于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的承受程度。人类以空前规模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如各种矿藏），恣意干扰各种可再生资源（如森林、草场）天然循环的生物链，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又危及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支持系统。加之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成倍增大，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现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的威胁。而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无节制性。（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2006：156）针对此症结，我们仍须“上下而求索”，不妨尝试着从中西自然观中获得一些启示、一点智慧。 　　 　　2.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中华文化基本上以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我们的先人认为人类的自身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类在大自然中生长，在大自然中活动，人类既受到自然的种种恩赐，同时也不时地要受到自然灾难的威胁，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状况往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对自然存在着极强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古人产生了要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观念。 　　道家的代表老子曾经指出：“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认为天地人是相互依赖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虽然这三者各有其特性，但总的来说，三者是一个整体。例如人不能离开大地，因为人类扎根于大地，大地孕育和生养着人类，大地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样，天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带来了雨露阳光。如果人类离开了天地，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发展。因此人类应该竭尽所能地维护自身与天地之间的协调关系。 　　那么儒家对“天人合一”持何种态度呢？儒家虽然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认为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人类与自然没有联系，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恰恰相反，儒家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矣，百物生矣，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必须遵循天命，要从四季时令的变化中去体会天命，人道离不开天道。为此，孔子提出了“与命为仁”的命题。命即天命，而仁则是人道，由此可见，“与命为仁”即是“天人合一”。不仅如此，孔子还在他的思想中多次提到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孔子认为人类虽然在自然中最崇高和伟大，但人类是离不开自然，人类应该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的关系。 　　随着历史的推移，“天人合一”的精神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