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 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顾客的朝圣都城.docVIP

我们都听说过那句著名的“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在我的潜意识里，这句话一直是以一种无法被破解的形式存在的。直到前不久前我才知道，原来百达翡丽只是一系列对于日内瓦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街道建筑、河流湖泊乃至人物肖像的印象综合体而已。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365天都要和表打交道的人来说，日内瓦的城市名片的首栏永远是被“瑞士钟表发源地”占据着。虽然之前我也曾数度造访日内瓦，但不是为了参观表展就是为了参观表厂，从来也没有机会仔细观察和了解过这座城市。其实，哪怕只是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将视线从钟表上移开，你就会发现日内瓦实在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带有混合气质的都市。一方面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凯撒大帝统治时期便已得名，十六世纪更成为了加尔文教派的中心，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另一方面，日内瓦又是以国际性和现代化而闻名的，它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还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进驻。值得一提的是，抵达日内瓦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下榻的酒店偶遇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看上去和普通客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身边多了几个保镖。 城市的崛起 日内瓦不仅是一座都市，它也是很多人和事的“故乡”。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人口也不过才20来万，但是从文化可浏览的层面它却大得出奇。历史上，日内瓦吸引了大批流亡者（包括百达翡丽的创始人安东尼·百达）和无数文人雅士在此落脚，如18世纪的卢梭、伏尔泰，19世纪的拜伦、雪莱，20世纪的列宁、埃尔热（《丁丁历险记》的作者），“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在日内瓦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茜茜公主则是在日内瓦湖畔遇刺身亡……穿梭在日内瓦老城中，除了那些大牌奢侈品店之外，沿途还能遇见很多与名人有关的建筑、雕像以及他们的生平介绍。这些人和事虽然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却又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面貌。 日内瓦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位于日内瓦湖的西南角的一片狭长的区域里，三面与法国接壤，美丽的隆河（又称为罗纳河）穿城而过，将日内瓦城分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老城在隆河左岸，过去属于富人区，相当于我们说的Downtown，也是宗教、政治和文化场所较为集中的地区；隆河右岸的新城发展较晚，是普通平民尤其是手工艺者集中的地方，瑞士钟表的萌芽就是从这里产生。1572年（十六世纪末）的时候，法国国王查理十九世下令屠杀胡格诺派教徒（胡格诺教和加尔文教同属于新教派，前者曾受到后者的影响），于是大批胡格诺教徒逃难到了日内瓦这个加尔文教徒聚集的城市。 随着流亡至此的手工艺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历史上新教的产生本就是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教徒多来自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手工业），珐琅、钟表这些原本是法国人所擅长的技艺也逐渐在日内瓦兴旺了起来。 百达翡丽的随行人员向我们介绍说，当时在新城有很多制表师，他们在阁楼上做表—因为过去的房子没有电梯，上下楼要走楼梯，而且一旦发生火警，住在下层的人也比较容易逃脱。 所以一层的房子最贵，住的都是有钱人，而顶层最便宜。但是它的光线充足，也相对安静，适合从事钟表制造—“阁楼工匠”一词便是由此产生的。 日内瓦的钟表行业能够走上正轨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欧洲的宗教运动，事实上，它与日内瓦这座城市的人道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日内瓦一直受到来自邻国贵族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可能。换做是其他城市，能够安身立命就已经满足了，更不要说发展成欧洲钟表中心。日内瓦当地最重要的节日叫做登城节，它是为了纪念在1602年12月11日的夜晚，英勇的日内瓦市民们击退了前来偷袭的卡洛·埃曼努埃萊一世的雇佣军。“登城事件”也被看做是日内瓦独立的象征，据说当时很多市民是穿着睡衣着家里的“锅碗瓢盆”去迎击侵略者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日内瓦这座“属于无国籍人士和流亡者的城市”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也吸引了很多像卢梭、伏尔泰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定居于此。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日内瓦的名声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数以千计的贵族慕名而来，又反过来推动了钟表业的成长。到了19世纪初，日内瓦新城的每一幢房屋的顶层都加盖了用于制表的阁楼，还有部分制表师远赴汝拉山谷开辟第二战场。直到今天，你抬眼望去，仍旧可以从那些布满历史风景的窗口里感受到钟表对于这座城市的影响。 百达翡丽博物馆 时间的积累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我的此次日内瓦之行，不仅参观了百达翡丽的表厂（总部大楼），还走访了百达翡丽博物馆、日内瓦沙龙以及包括卢梭故居在内的多处文化古迹。其中，百达翡丽表厂、博物馆以及日内瓦沙龙又被称为“百达翡丽的日内瓦三部曲”。它们三者仿佛具有某种年代学的倾向：博物馆记录过去，日内瓦沙龙揭示现在，表厂打造未来。但是它们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过去时或者现代时，而是呈现出紧密的上下文关系。 先说百达翡丽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值得参观的钟表博物馆，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