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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汉思维的差异看形合与意合的转换 　　摘要： 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体现的，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思想内容。在具体的英汉互译中，译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形合和意合在译文中的具体转换，同时还要考虑到思维方式在翻译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本文以刘士聪教授的《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中的部分文章为例，具体地论证思维方式在形合和意合转换中的作用和影响，以期为英汉互译提供有效的策略。 　　关键词： 英汉思维 形合 意合 翻译 　　 　　1.引言 　　翻译家M.S.Peden认为，翻译是一项“破旧立新”的“重建事业”，而译者就是承担“重建工程的建筑师”――得首先打破原文的外形结构，然后在按译语的表达习惯组词成句（转引自张增健，1998）。英汉作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差异。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各自的语言中，虽然使汉语和英语各具民族特色，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思维的差异性，给翻译带来了诸多不便。比如词汇缺失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概括来说，汉语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的”、“辩证的”、“形象的”、“主观的”、“模糊的”。而英语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分析的”、“抽象的”、“客观的”和“精确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充分意识到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合和意合的简单转换。思维方式虽有其共同之处，但是其中的差异之处还要译者多加留意，以免带有“翻译腔”和“欧化”的倾向。所以张增健（1998）其文章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为自己的翻译处理争取到更多的周旋、舒展的活动空间，而不致于被“脚镣”铐死。 　　2.英汉思维方式简略 　　任何民族的思维模式都是在长期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转引自乔小六，2007）。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它已经固化在人的头脑中，同时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影响着人们认识事物和观察事物的途径。 　　由于中国面临严峻的自然地理条件，从先秦时代开始，统治者就没有把外在世界当作人的对立物进行思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的思想也一直延续到后来。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特点是参与意识，强调主体。汉语句子中多以“人”作主语，就是主体意识的体现，比如“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方式在思想上将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为有机整体。相比之下，在西方，自古希腊的先哲开始仰望宇宙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就从来没有把自然放在视野之外，形成的是一种对象性思维，主体对自然的一种外向性的开放性思维，主体、客体及主客关系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英语语言表现多以无生命名词为主语，体现了较强的客体意识。意合与形合正是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具体表现结果。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造句注重形式连接，要求结构完整，句子以形寓意，以法摄神，因而严密规范，采用的是焦点句法”（连淑能，1993：46）。这也就说明了形合的特点，它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关联手段将各句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汉语的意合，即“造句注重意念连贯，不求结构齐整，句子以意役形，以神统法，因而流泻铺排，采用的是散点句法”（连淑能，1993：46）。汉语的意合就是要从意思上理解，从而挖掘出其内在的含义。另外，国外的学者如奈达（Nida，1982：16）指出，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差别莫过于形合和意合的区别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合和意合的转换也体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译者做好了形合和意合的转换也就是做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本文将引用具体的文章来进一步论述他们之间的转换。 　　3.基于英汉思维方式上的形合和意合的转换 　　形合和意合是语言组织法，是从意义到具体语言形式的两个既有各自特点又不相互排斥的途径，是英汉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邵志洪，11）。从国内外学者对它关注的程度可以略见一斑。比较有影响的有：奈达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1983）一书中指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刘宓庆（2003：144）认为：形合和意合两种手段通常都存在于一种语言中。在汉英双语对比中，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陈宏薇（1998：37）的看法是：“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语一个句子可由好几个短句组成，它们之间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无需形式上的粘连；对比之下，英语句子往往要求用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将句子成分连成一个意义与形式珠联璧合的整体。从他们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英汉思维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就如同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其《中国语法论》中谈到的：“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转引自陈定安：276）同时，他还列举《红楼梦》第三十回里贾宝玉说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你死了，我做和尚。”虽然没有加“如果”两字，但含义却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