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鲁迅和汪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框架.doc

章太炎、鲁迅和汪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框架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章太炎怎样从一种对反动的戏剧化认同的民族主义叙述转到了一种基于佛学唯识宗而对当下世界展开的抽象的哲学批判。* 章氏不时会动用佛教的宗教力量去强化他的民族主义叙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他与梁启超等人在政治目标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却和他们共享了同一套方案，即用佛教将个体与民族联合起来。然而，章氏较深的佛学造诣，使他能够远远超越纯粹的民族主义政治进而去质疑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基础。 　　例如，在第五章，我们会察觉到，章氏在研究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时就对晚清知识分子浸染着科学和道德的公理概念进行了批判。 　　为了能够领会到章氏佛学着作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审视鲁迅和汪晖的作品，因为这两者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在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末构建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灵感部分来源于章太炎。鲁迅或许是章太炎最着名的学生，而汪晖，当今中国最着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则是鲁迅弟子唐弢（一九一三 - 一九八一）的学生。鲁迅大概是中国二十世纪最着名的知识分子，也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自一九三六年离世以来，他一直被誉为中国最重要的启蒙知识分子之一。考察鲁迅的作品能使我们了解章氏曾经具有且至今仍在持续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论，鲁迅的反抗思想植根于章氏的佛音中。鲁迅延续了章氏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批判，但与章氏不同之处在于，他是通过对民间信仰，尤其对鬼观念的肯定来对抗这种潮流的。汪晖近来对鲁迅作品中鬼的解释激活了章氏着作的当代意义，他运用鬼的比喻暗示出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同时隐约预示了一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换言之，二十一世纪初，当人们都在告别革命时，汪晖却试图通过向鲁迅乞灵的方式来复活激进变革的观念。即使我们不接受章太炎、鲁迅和汪晖试图用来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框架，但我们仍会看到他们的回应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潮流，也会意识到我们仍在努力解决很多他们曾面对的问题。 　　章太炎着作的意义研究章太炎的学者往往认为，章氏作品的意义主要源于他身上兼具双重角色，章氏既是一位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摇旗呐喊的反满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国学家。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初，章氏着作的中国阐释者通过将他的佛学着作放置在革命语境中从而窥见了它们的意义所在。通过这本书，我论证了这些着作所具有的涵义远远超出了反满革命而指向更为根本的变革。然而，经过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开始怀疑革命。八十年代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李泽厚和刘再复，在他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就打出了这种反革命的姿态。这个文本不仅将矛头指向通常的革命概念，而且专门抨击了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及包括谭嗣同和章太炎在内的许多晚清激进思想家。尽管像这样的“反革命”作品也许显得有些保守，但它们仍为审视章氏着作的意义开辟了一条道路，使章氏着作的意义从一九一一年革命到五四激进主义再到一九四九年中共胜利这样一种历史进化论的叙述模式中解放出来。 　　在西方，学者们对全球化趋势的回应使章氏着作的意义以新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正如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福特制福利国家全球危机的爆发以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到来，学者们已使他们的理论框架远离了宏大叙事。其结果是，他们愈加批判启蒙且质疑理性。 　　虽然全球资本主义转变与理论思潮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对国家结构合理性失去信心的同时，国家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实际上被取消，而人们也不再相信历史目的论的愿景。总之，虽然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有其两面性，既是整体化的也是破碎的，但后现代理论却强调破碎性、非理性及偶然性。从这个角度看来，章氏的佛音，尤其是他对进化论和国家的批判，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呈现了出来。 　　通过本书，我已论述了章氏的佛音是对中国被并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整体态势的一种回应。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看到，章氏的佛学如何与他个人的监禁遭遇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章氏有时会用佛学思想去支撑那个由集体构成的革命主体性，但他的佛音仍然包含着超出即时政治目标的逻辑。的确，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他的作品能够在更深层面上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构成对话。章氏运用唯识宗的框架批判了进步理念、群体（group）、霸权以及国家观念。这种批判不只是一次纯粹的反动论争--而更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呈现出来的理性化趋势所作的一次回应。 　　然而，章氏佛学着作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并不明显。不像他的反动着作，他受佛学启发的文章不能被简单地同任一重大历史事件如一九一一年革命联系起来。的确，由于将《民报》变成“佛报”且背叛革命，章氏在他的时代遭到了批判。然而，恰恰由于佛学让章氏与时代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才为他提出有关政治和本体论的根本性问题打开了空间，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