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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重新认识的几个汉字 “汉字”不仅是一种纪录工具，还能凸显社会文化的潮流。比如每一年中国媒体都会评选年度汉字，2015 年的年度汉字是——“联”，以此表达那是一个和互联网紧密相连的年头。 “汉字”也曾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以前的文盲率比现在高很多，会写汉字，哪怕没有其他技能，也能依靠给人抄书、抄经文、写对子......挣点生活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这项技能可能是不灵了。 “汉字”中能找到我们的历史。 汉字能“记载”我们是如何生活的。 八旬的瑞典汉学家林西莉（Lindqvist Cecilia），从她 20 世纪 50 年代末跟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学习汉语起，便萌生了对汉字的兴趣。 瑞典汉学家林西莉（Lindqvist Cecilia） 汉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高本汉给林西莉的讲述过程中，他每教一个字都要解释它的结构以及人们所知道的它的最初形式。他讲汉字的来龙去脉，使它们变得活生生的，很容易理解。 这给林西莉研究汉字指引了一种研究方向与样本。 为什么人们要在田野上并排种植各种不同的庄稼?为什么人们把自来水的开关称为“龙头”？为什么有几百万人在能够住进真正的房子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地住在山坡两旁的窑洞里？ 林西莉如饥似渴地研究这方面的材料，技术方面的材料也没少看。为此她也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国去，更多地了解还没有搞明白的一切。 有趣的是，在她试图搞明白这一切的过程中，她逐渐把自己定义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因为她意识到汉字的外观同实物有某种非常强烈的关联，在考古材料中，更容易找到汉字所表达出的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 比如“鱼”字，出现在很多甲骨文和金文中，在金文中，能够看到“鱼”圆圆的眼睛，还有尖利的嘴。此外，还有鼓鼓的腮。 现在我们所写的“鱼”字，也能联想到此种形象。这个文字，可能表达了这些东西：在半坡文化中，“鱼”是一种图腾动物，或者是富足的象征。这种含义在现在的年画上也能找到——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胖娃娃，骑在金鱼上。 林西莉说：“中国文化有惊人的连续性。直到今天人们在广告、民间艺术和周围的日常生活中，还能看到一些画面，它们在把握和反映现实的方面与三千多年以前文字创造者们完全相同。” 但是这种“汉字”又是书写语言的基本要素，它们反复的出现在各种语言结构中。 “一旦逐个地认识了它们，它们不仅会成为理解书面文字的钥匙，而且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的实际和今天中国的生活。”林西莉进一步解释。 她把自己的所有汉字研究成果，汇集成了一本名为《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书，在当今西方国家中，它已经是人们了解中国的典范读本，早已有英、法、德等十多种译本。 说是给孩子们看的书，因为里面介绍的汉字是 200 多个“基本汉字”，但是单向君也推荐 18 岁以上的“大孩子”们读一读。 比如如下选择的这一篇章中，通过林西莉介绍的汉字，爱书的我们，更能理解笔墨书籍的历史，以及文字中隐隐暗示的，书写、文化与文人在历史上饱受摧残的血与泪。 书籍与乐器（节选） 当人们第一次手里拿着一本中国传统书籍时会有一切都颠倒了的感觉。不仅是从我们的角度看必须从后边往前读，我们书籍的最后一页恰恰是中国书籍的第一页，而且字行不是从左到右，而是从上至下，人们从每页的右上角开始读。 这种安排方法有其古老的传统。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人们一般都这样写，到中国第一批真正的书还是这样写。 最古老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为了得到竹简人们要把坚硬的竹子按着一定的长度截开，最短的二十厘米，最长的七十厘米，再把截开的竹子劈成一厘米宽的竹简。外面那层绿色的薄皮要去掉，然后晒干，人们用笔和墨在光滑、质密的竹面上写字。用麻绳或丝绳把写好的竹简连上，卷起来，“书”就完成了。 从上至下写并不像刚看到时那样特别。现代书写调查表明，人类通读直行比通读横行快—这一点大概与眼睛的肌肉有关。这样写特别适合汉字。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不变的单位，没有变形，词尾也不变化。 下左图是《仪礼》一书中的一段，该书是构成从汉朝至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十三经”之一。组成书的竹简有半米长，左边是卷起的部分，右边是写好的十六片竹简。 从“册”字上我们能看到这种书的形象——一些竹简用绳串在一起。 纸卷书。文章是从 4 世纪世界上最古老的纸书上抄录下来的。人们从右上角开始念，一边阅读一边往后打开卷书，就像我们拉照相机上的胶卷。为了使卷书平稳，人们把卷书的两头粘在木轴上。书上的字体介乎隶书和楷书之间。 这本书的内容是介绍汉朝灭亡以后三国争霸的混乱情况。在广场和茶馆的当代说书人都从里面取材，编成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反过来他们编的故事又构成中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三国演义》的基础。这部作品成书于 15 世纪，直到今天仍不断再版。我们在右边看到的是该书打开的一页。 用竹子制作的书是传统的中国书的前身。从商朝到 3 世纪的汉末——大约一千七百年间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