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美学思维方式对当代美学的作用.doc

现象学美学思维方式对当代美学的作用 　　现象学在当今世界的巨大影响与其思维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现象学美学秉承现象学的精神、方法与思维方式在20世纪西方的众多美学流派中自成一派.这一流派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已有30多年,中国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现象学美学对于中国学界的重要意义. 　　2001年,徐岱认为其颠覆性意义之一,是”以’意向关联’学说超越由来已久的主客观对峙的格局”.[1]2005年,张永清发表《从思维方式看现象学对新世纪中国美学建设的意义》一文,认为现象学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带来了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与颠覆:第一,有助于破除美是一种实体的传统观念.第二,对美是一种认识的传统观念的颠覆.[2]这些评价都是从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的思维方式着眼的,而中国当代美学对于现象学美学的接受也恰恰取其思维方式.事实上,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美学家已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其中,不少美学家认识到,研究美的问题不应该依照主客二分的模式,而应该采取超主客对立的思维,如叶朗、朱立元、曾繁仁等学者 .虽然上述诸人思维方式的确立往往是多种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现象学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叶朗的”美在意象”与现象学美学思维方 　　叶朗受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中国近现代美学家的影响,非常注重借鉴西方美学.他在专着《美学原理》中呈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其核心可概括为”美在意象”.他的这一理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立足点,融合西方现当代美学成果,尤其是现象学美学的成果建构起来的.在2500多年的西方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叶朗列出的影响最大的美学家以及从美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最值得重视的美学家共有19位,其中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家多达4位(胡塞尔、海德格尔、茵加登、杜夫海纳),由此可见其对现象学美学的重视.而从其引文来看,海德格尔、杜夫海纳、胡塞尔、萨特、茵加登等人都被他反复引证. 　　叶朗对现象学美学思维方式的接受,使他将审美活动理解为一种意向性活动,因此,审美意象成为一个意向性产物(意向对象).叶朗认为这就意味着意向性行为不仅使”象”显现,而且也促生了意蕴,从而说明审美活动乃是”我”与世界的沟通.在他看来,在审美活动中,”我”和世界实际上根本无法分离:审美对象的世界一经显现,显然已经将”我”包含在其中;而没有”我”,这个世界就无法显现.这显然是叶朗运用现象学的意向性来阐释审美意象的特性: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之中,审美意象的呈现是”我”与世界的共同呈现.由于意向性在现象学美学各家的认识中存在差异,就叶朗的这一段分析来看,在神韵上更接近杜夫海纳.叶朗把审美意象的首要性质规定为感性(sen-suous),其中显示出了现象学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他强调审美意象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他对感性的理解建基于杜夫海纳的感性之上,即感性不是物的物理特质,而是欣赏者对于文艺作品的物理特质审美感知后形成的那种主客交融的东西.也就是说,呈现在欣赏者眼中的感性世界其实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是欣赏者情感浸润过的对象.就像是凡高所画的农鞋,它不同于那双被扔在农舍中的鞋,也不同于农妇眼中的那双鞋,它是凡高饱含深情呈现的一个新世界.这就是说,感性的呈现既离不开感觉物,又离不开感觉者,没有任何一方都不会有感性.对此,杜夫海纳的说法是:”感性是感觉者和感觉物的共同行为.”[3](P74~75)显然,叶朗在这一点上是赞同杜夫海纳的.不同于杜夫海纳的是,叶朗也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中国美学所说的情景交融的世界.他强调了情景之不可分离,指出其根源在于世界万物与人的生存和命运是不可分离的.这也就解释了审美意象总是能揭示出关于世界的某种意义的原因,因为意义是借助感性得以表现的.这里,他再一次转向杜夫海纳的观点:”正是从感性和意义的内在统一这个角度,杜夫海纳把审美对象称为’灿烂的感性’.”而”‘灿烂的感性’就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这就是审美意象,也就是广义的’美’”.[4](P63)这样,叶朗通过接受杜夫海纳论述感性时寻求主客融合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对于审美意象的第一步界定. 　　叶朗十分重视审美活动中生成的意象世界,他对意象世界的阐释熔铸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等人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实际上,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提出,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中,人与世界是对立的,人以征服各种对象为乐.这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遮蔽了人在世界中的本真生存,故而,胡塞尔以”生活世界”的概念来唤醒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胡塞尔的思路成为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再思考的原点. 　　海德格尔倡导”诗意地栖居”,杜夫海纳主张通过审美经验返回人与世界的本源.叶朗所强调的生活世界是”原初的经验世界”,人与世界的”共在世界”,这显然与现象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