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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 　　摘 要：八旗制度是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是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统治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这一集军事、政治为一体，包纳满、汉、蒙多族的政治制度不仅确定了其成员的个人身份，更改变了他们的民族属性。使得被纳入八旗制度下的汉人，其社会身份发生变化，民族属性也随之更改。这些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生活习惯、语言、信仰发生变化，使八旗整体 　　意识逐渐加强，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关键词：汉人满化；八旗制度；汉姓包衣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39-02 　　自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诸申（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起，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八旗制度是满族的军事、社会组织形式，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组成。这一制度自形成起，经过不断完善，一部分汉人被纳入满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之中，民族属性发生改变，不断向满洲靠拢，为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 　　一、汉人满化现象的产生 　　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主要存在于八旗汉军和汉姓包衣之中。他们均以汉人身份加入旗籍，却隶于不同旗属，地位也不尽相同，故在此进行分别论述。 　　(一)汉军八旗 　　八旗内汉军旗的建立始于1631年（清天聪五年），此时汉军仅有一旗，招抚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汉族上层的降官降将上。皇太极时期开始大量收编辽东往投的官兵，借助汉族军队在军事上的优势，以配合对明战争中红夷大炮的使用[1]。1633年皇太极下令，在八旗满洲佐领内分出汉人1580户，“每户十丁授编甲一”，编汉军为一旗。1637年（清崇德二年），“分汉军为两旗” [2]。 1639年（清崇德四年），“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 [3]。1642年（清崇德七年）编为八旗，“旗色官制与满洲、蒙古八旗同”，①至此，八旗汉军最终形成。据现居于辽宁省本溪县王氏家族的家谱记载：“本贯山东蓬莱县人，村落居址莫可考矣”，先迁至辽阳，后迁至沈阳“授田入册，旗分镶红旗第一佐领”[4]。在此期间，汉军佐领人数不断增加，由1615年的16名，扩充到1639年的72名，至1644年汉???佐领增至157个，又半分佐领5个。②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以前“三顺王”的汉兵军队，并未纳入汉军旗。直到康熙平定三藩后，才将尚可喜、耿精忠等旧部正式编入八旗汉军。对归附的降民，“仿照明国故例，隶于八旗之下”。 ③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定例，满洲杀死满洲，例文本末妥协自应以旗人杀死旗人载入例条，则蒙古、汉军皆可包括。……试思八旗俱有蒙古、汉军，岂蒙古、汉军独非旗人？”④ 　　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八旗满洲一样，隶属于八旗制度之下，所谓“太祖……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5]，被编入八旗的各族人口均称之为 “旗人”。清统治者利用八旗制度，突出旗人身份，强调八旗整体性，力图 “以旗统人，以旗统兵”⑤，消除八旗内部的民族差异，充分发挥汉军在军事上的作用，用这种独特的军政共同体来构建民族共同体。 　　（二）汉姓包衣 　　所谓汉姓包衣是指本为汉人出身，隶属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中并无包衣组织）的人。这些包衣汉姓人，原为满洲家内奴隶，八旗制度建立后，随其主一同被编入满洲中，受组织管辖，具有平民权利[6]。包衣与汉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既是奴仆，又是旗人。而包衣内部又存在不同等级：隶属于皇帝、皇室的包衣旗人，编入内务府三旗（镶黄、正黄、正白）[7]。下五旗则由五旗王公府属。 　　在对明战争中，后金攻占辽沈地区后掠获的人口多为汉人军民，其中一些就变成了旗人的包衣。据统计：1618年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马垠丹、东州等城堡五百余处，俘获人畜30万⑥。1635年多尔衮攻入山西“俘获人口、牲畜七万六千二百有奇”[8]。1636年阿济格率军攻取昌平、安州等十二城俘获人口、牲畜18万[9]。1639年多尔衮、杜度分兵攻明，取城61，俘获人口46万余[10]。 1643年阿巴泰领兵深入明地，取94城，俘获人口36.9万名[11]。 　　这些汉姓包衣，尤其是上三旗包衣，由于是皇室家奴，往往职位显赫、权势较大。声名显赫一时的曹雪芹家族，其祖就是曾任江南织造的曹锡远，是出身于内务府正白旗的包衣。 　　部分包衣身居高职，但仍脱离不了奴仆身份。“虽尊位于大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得其位之时，非赫然贵族，一遇其主，则俯首帖耳，执役之不暇，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稍有抵牾。”① 　　二、汉人满化的表现 　　被编入八旗的满洲、蒙古、汉军和包衣都是满族的成员②，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无论在服饰、语言文字，还是在信仰、心理状态上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满化”。 　　在服装、发式上他们与“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