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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与当代史家的修养理论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修史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名家辈出，名着亦是蔚为大观，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如何成为良史?良史应具备哪些修养?这是古今学者热烈探讨的理论和话题。作者对古代史家与现代学者关于史家之修养理论进行了论述，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孔子的“书法不隐”与 左丘明的“君举必书”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一大优良传统，较早将其作为史家修养理论的提出，当属孔子和左丘明。公元前 548 年，晋国国君晋灵公为执政大夫赵盾所杀。史官董狐记载了“赵盾弑其君”一事并同赵盾发生了辨论。孔子评价此事时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赞扬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可见，孔子已将秉笔直书作为古代良史的修养之一而倍加赞赏。 　　史学家坚持直书的佳话在《左传》中亦多有记载。例如，“夏，(鲁庄)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师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middot;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认为，国君无论做什么事，史官都必须记载下来;史官记载的时候，一定要按记载的原则去记，即合乎“书法”,如果不合“书法”地记载下来，则后人看什么呢? 　　无论孔子所谓“书法不隐”,还是左氏所谓“君举必书”,其实质是提出了史家修养的要求，即秉笔直书。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秉笔直书之修养理论的先声，故先秦至秦汉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产生时期。 　　二、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 　　真正系统、完整地论述史家修养理论的是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家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的论述散见于《核才》、《鉴识》、《辨职》、《杂述》、《杂说》等篇，而《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传》载曰：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 ,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 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 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刘知几明确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可以说，刘知几提出的“史学三长”说是他的史家修养论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修养的最高标准。然而殊为可惜者，刘氏并没有具体、详细阐述才、学、识的内涵，使后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作者认为，史才，是指收集考订、编排史料和文章表达的能力，叙事载言和行文运笔的技巧，以及运用体例和编次内容的方法。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主要包括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和文献知识。史识，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即器局;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无畏精神和高尚品质，即胆识。至于三者的关系和重要性，刘知几则明确指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lsquo;彰善贬恶，不避强御rsquo;为上，其次则lsquo;编次勒成，郁为不朽#39;,而rsquo;高才博学，名重一时lsquo;,仅其下耳。” 　　可见他以直书实录为史识之首要，既不忽视见解、观点，又强调以“史识”统率“史才”、“史学”.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说是一个整体的史学理论范畴，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把史家修养问题提到了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故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时期。 　　三、曾巩“明”、“道”、“智”、“文”的要求与揭傒斯“以心术为本”的原则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时期。自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说作为衡量史家修养的基本条件，后来史学家从各个方面不断阐发，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良史的理论。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也提出了“良史”的标准：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曾巩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修养，认为着史的目的是“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故必得良史，而后能传于久远。其中“周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属于史家“识力”的范围，指明白事理、辨别是非、预见未来的能力，而“周”与“通”也是要求史家有会通古今的器局。 　　“适天下之用”则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的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