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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经济对婚姻收益的影响与干预政策 　　婚姻只是意味着社会所许可的一男一女之间性与经济的结合。尽管大多数夫妻在结婚之初都具有长久结合的打算，但这种结合最终可能因为婚外性盛行及家庭分工弱化而解体。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学分析阐明性与经济对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探讨离婚率升高问题的干预政策。一婚外性的易得刺激离婚率节节攀升康德认为婚姻在本质上是一个民事契约，男女之间签订该契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 　　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满足性需求，为什么非得是婚姻？我们注意到，通过婚姻外的途径获得性资源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也许你不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人类的性资源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受制于发情期，如果没有社会规则的限制，不具有稀缺性，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利用成本往往较低。但是，社会发展到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规则为人类行为设置了诸多约束，对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设置了很多限制。 　　就当前社会而言，利用他人的性资源必须征得其同意，否则构成强奸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此规定相当于确立了性资源的产权，局中人只能通过性资源的交易获得性满足。为了促成双方达成性资源的交换，必须经过交易伙伴的搜寻、谈判和交易等不同的阶段，期间会产生大量成本。必要的信息是确保交易盈余的根本保证，获取更多信息通常以递减的方式增加收益。获取信息过程本身也带来一定成本，获取更多信息通常是以递增的方式增加成本。 　　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理性当事人往往在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停止信息的搜寻。 　　性资源的交易市场信息的搜寻也遵循上述规律，不同的只是信息搜寻成本更高而已。因为在其他市场，广告等营销手段可以大量采用，而在性资源的交易市场，迫于舆论压力，几乎没有人愿意明目张胆地宣扬自己正在努力追求性资源的交易，最终只能通过含蓄的方式散布隐晦的信息。捕捉到这些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困难的是信息的筛选工作。为了促使交易成功并获得更多的交易盈余，局中人会竭尽全力散发那些迷人的信息而掩饰令人厌恶的信息。如果考虑到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投射效应和晕轮效应等心理偏差的影响以及贸然交易带来的负面效应，信息的筛选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漫长的性等待期，性饥渴可能导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与频繁的一次性交易不同，通过婚姻获得性的满足可以明显降低成本。在婚姻市场，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借助于亲朋好友甚至专业中介机构的支持，信息的搜寻和筛选成本明显降低。法律和习俗为婚姻契约提供了基本框架，比起单次交易达成契约，婚姻契约的谈判过程可以省略很多环节和内容。婚姻将频繁的一次性交易锁定在一个长期契约中，婚姻内性满足的平均成本远远低于婚姻外获得性满足的交易成本。除了交易成本的节约，婚姻往往能避免频繁的性资源交易过程容易滋生的性疾病，并确保交易主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降低与交易相伴随的各种风险，从而节约了性交易的实施成本。也许更重要的是，婚姻内长期固定的性关系容易滋生出真实的情感，性与爱的完美结合可以进一步促进性满足，提高交易的净收益。 　　前文已经述及，性资源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如果考虑到人类的偏好和挑剔，高质量的性资源表现出更明显的稀缺性。由于性是发自本能的，人们为了争夺稀缺的性资源往往容易爆发冲突，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甚至威胁社会稳定。根据对北京猿人化石的分析，几乎所有的颅骨都有被棍棒、石制工具打击致死的迹象，据此可以推断同性之间因性竞争致互相残杀是早期人类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的性竞争比动物世界的性竞争具有更大破坏力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点：第一，动物世界的性竞争受制于自然规律，仅仅存在于发情期，时间往往短暂。人类的性行为几乎和发情期毫不相关，甚至可以是不分时间的，这直接导致人类的性竞争比其他动物更加频繁地发生。第二，动物世界的性竞争往往是通过一对一的原始角斗来实现，波及面相对狭窄。由于人类智商明显高于其他动物，性竞争的手段表现得更加多样化，私下打斗、谋杀，甚至“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引发战争。为了社会结构的安定，人类的性竞争必须加以控制，而最好的控制形式就是婚姻制度。 　　如果对婚外性交易施加严厉的法律制裁，利用婚姻制度保护婚姻当事人对配偶性资源的排他性利用，可以减少性竞争导致的资源耗损。同时，如果不利用婚姻制度保护婚姻当事人对配偶性资源的排他性利用，人们可能会对利用和消耗他人的性资源保持高度的热情，将导致过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性的享乐之中。另一方面，无论避孕技术有多发达，允许婚姻关系之外的性交易都会增加孩子产权的辨别成本。当一个父亲在无知状况中耗费了大量资源去抚养他人的孩子后得知真相，其内心的仇恨爆发出的破坏力恐怕丝毫不会亚于性竞争的破坏力。这也许正是法律不允许性资源在婚姻外的更大范围内进行合作与交换的重要原因，换妻被严格禁止。因此，婚姻降低了性资源的保护成本，确保用于性竞争及其相关活动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