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文和他首创“一年早知道”.docVIP

赵学文和他首创的“一年早知道” 　　 20世纪50年代中叶，我国农村普遍兴起了“办社热”。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后不久，中共山西长治地委(晋东南地委的前身)针对农村“穷过渡”后出现的“办社不民主，财务不公开、高级社缺乏凝聚力”等问题，在山西率先推广了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管理经验――《一年早知道》。这一创举，曾轰动三晋，“唱”红全国。苏联专家、农业部长康明斯基得悉后，曾专程访问了《一年早知道》的首创者赵学文同志。1958年12月，年仅26岁的赵学文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议，其发言材料被在会秘书处印发到代表手中；会议期间，他和与会代表荣幸地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照相留念。与此同时，赵学文所在的山西省襄垣县前进人民公社北关村生产队，被国务院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称号。 　　 如今44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凭心而论，《一年早知道》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它毕竟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成为时代的“宠儿”、历史的产物。在商品经济五光十色、令人迷乱的今天，曾为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学文，似乎早被人们所淡忘。然而，历史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夏末秋初的一天，笔者走访了《一年早知道》的首创者赵学文。 　　 1932年，赵学文出生在山西省襄垣县北关村一个贫苦农家，高小肄业后，适逢解放战争的1947年。为捍卫抗战胜利果实，赵学文曾报名应征入伍，并参加了入伍前的培训，后因部队查出其只有15周岁，便将其“刷”了下来。1950年，赵学文考入县里的一年制短师班，毕业后不久，县里通知其回城办理分配(小学教师)手续。如果一帆风顺，赵学文将重写自己的历史，然而命运之神却改变了他的初衷。当时村里正在筹办初级社。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中，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就将财会工作临时托予一个有文化的地主。党支部为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就将赵学文“扣留”在村，让他当了副会计兼财粮助理。他深知村干部用心良苦，便跟着那个会计学财务，很快通晓了经营管理之道。4年后，他接任了初级社会计。 　　 1955年与1956年冬春之交，北关村的3个初级社和那些未入社的农民一夜之间过渡到高级社。从“小集体”到“大集体”；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狭隘自私、落后保守和小生产者的劣根性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他们带着土地、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入社，本身并非自愿，而是形势所逼，其觉悟程度和意识心态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精神世界，很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新的跨越。因此，入社后，劳力多的农户不愿多投工、多投肥、多投资，生怕年终分配时“吃亏”，而劳力少、孩子多的农户则依赖“大锅饭”养家糊口，笃信“共产党不能饿死人”……鉴于这一“背景”，兼之办社初期民主政治、经济管理和财务制度缺乏监督机制，许多农民便怀疑社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职权搞“特权”；甚至怀疑社干部在背后贪占了集体资金和财产。轮到自己名下，只能喝口“腥汤”。于是，便成天找支书、寻主任，围着干部要钱花。少数人满足不了“胃口”，就闹着要求“退社单干”。致使社干部难以摆脱事务干扰，集中精力考虑集体农副业生产。 　　 怎样才能民主办社，让群众预先明白集体的“大家底”和自己的“小家底”，使农业社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焕发出广大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全心全意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呢?这是社干部当时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的恳切期待。 　　 1957年1月，前进农业社在制订年度生产计划时，赵学文心里琢磨:国有大计划，社有小计划，如果每户再有个小打算，岂不更好！一次，他同乡长杨碾成研究工作时，从一张《阴阳历对照表》上受到启示:人们按照一年四季、24个节令安排生产，有条不紊；如果社员根据社里的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再制订出自己一年的农业投工、副业生产和收支计划，不就可以知晓社里的“大底”和自己家庭的“小底”了吗? 　　 根据这一思路，赵学文首先为自己的家庭作了测算，测算结果令其欢欣鼓舞:1957年比上年增收114.5元。接着，乡长杨碾成在管委会上，又用同样的方法对8个社干部作了测算:有5户均增加收入；两户与上年持平(如果多投工30个，可以变成增收户)；只有1户因人口多、劳力少，收入不够开支，亏损40元。如果能养两头猪，也可变成盈余户。这一测算，算得社干部心里亮堂了，决定在全社试行。 　　 赵学文首创的《一年早知道》，最初是将图表油印在一张8K大的书写纸上，其全部内容是高级社的年度计划和社员家庭计划的结合。图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部分为全社农副业生产计划和收支计划；第二部分为户主的“三投”计划(投工、投肥、投资)；第三部分为户主年终收入测算之结果。它既是全社一年行动的“总纲”，也是各家各户一年的奋斗目标。试行第一年，家家墙上贴着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