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强国之路探索者郑观应.docVIP

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启迪心智、唤醒国人。无论光绪、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毛泽东，都被这本书打动、激励过。其中孙中山与郑观应为同乡，在思想上视郑观应为名师。 　　 　　《盛世危言》震动朝野 　　 　　 　　1895年，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战火渐熄而举国上下因为泱泱中华上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而悲愤莫名之际，光绪皇帝下发给每位大臣一本书，命其阅看。这本书竟然是一个民间学者商人郑观应的著作：《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提出全面改革的设想，使得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人极为震动，它所谈论的问题一时成为人们纷纷议论的中心。 　　郑观应在书中提出：政治上，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澄清吏治；经济上，集资兴办新式工商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军事上，训练兵将，培养现代军事人才；外交上，与列强举行修改条约的谈判，捍卫国家主权；教育上，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财政上，开源节流。其它关于改造颓风陋俗、兴办社会慈善和救济、妇女教育等等主张，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开一代风气。这部著作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几代伟人，其中著名的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毛泽东。 　　《盛世危言》因为文字浅近，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均能阅读，销路甚畅。它对后来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坊间书贾为了适应读者对变法思想和理论的渴求，大量翻刻该书。郑观应著书的目的是为了警世，不求钱财，任人翻刻，所以此书版本多达20多种，近年更有新版问世，可见其生命力之长久。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具同乡之谊，孙比郑小24岁，属于晚辈。1887年~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改造中国与研习医学是他们共同的话题。1894年，孙中山想北上投书当道，一白其救国报国之志。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把《盛世危言》中的一段话加以引用，认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批评洋务派只求“船坚炮利”，是舍本而图末也。由此可见，孙中山早期变革中国的思想主张受郑观应的影响很深。1906年，13岁的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但没有停止读书，他最爱读的两本书是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和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并对《盛世危言》介绍的新式学堂极为向往。后来，他不顾父亲反对，从家里跑了出来，考进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这一年，毛泽东16岁。 　　 　　《盛世危言》在晚清林林总总的变法言论中为什么特别受到注意？因为它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条分缕析，说理精辟，切实可行。它也是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大量收集了当时仁人杰士的名言伟论，向读者提供多方面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更值得一提的是，郑观应对时代变化有敏锐的观察，认为“当今之世，非行西法无以致富强”，改革中国的一切弊端都应当参考西法。鲜明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命题。 　　 　　 创办企业首倡商战 　　 　　郑观应生于1842年，广东香山县（今天的中山市）雍陌乡人。17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进入外国洋行，从杂工升为买办，后被英商太古洋行聘为总买办，也曾自己开办公司，较早接触外来事物，眼界开阔。18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李鸿章相识。由于别人的举荐，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委任他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厂。郑观应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他具有经营近代企业的经历、知识和才干；其次是他力排众议，主张引进机器生产，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当时很多权威人士认为机器与人争利，使人失业，反对使用机器。 　　在发展近代企业的过程中，郑观应力主商办，他与官僚和官僚体制格格不入。在创办机器织布局时他和总办彭汝琮产生矛盾，彭是个官僚，办事虚假夸诞，任性妄为，长官意志第一。按郑的意见，办厂的第一步要筹足本银；第二步要邀请殷商富绅集议核算，制定有利可图的方案；第三步是拟定招股章程；第四步根据集资情况决定办厂规模。无疑，这是一个条理精详、稳扎稳打的做法。而彭汝琮却自搞一套，完全不按章法办事，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贸然订购布机800台，高价购入地皮100亩，厂房设计宏大壮观，以求耸动视听。结果购机合同无钱支付被洋人日日催索，信誉迅速下降，投资者闻风止步，入股者毁约退股，眼看织布局无法维持，郑观应愤而提出辞职。第一次涉足官场办洋务就挨了当头一棒，这使他对官僚办企业毫无好感。后来李鸿章撤下彭汝琮，委任郑观应为总办，向他放权。郑通过报刊招股，民间集资，终于为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的开创打开了局面。 　　1881年，中国的洋务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向郑观应发出邀请，聘他为帮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