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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声音记录中国的唐门速记人 　　如今，在大型会议现场、网络直播现场，商务洽谈现场……经常能看到速录师忙碌的身影，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也总有速录师随行在侧。速录师用速录机飞速地记录下与会者的发言，而这些速录机几乎都出自一个品牌――“亚伟”。 　　 　　唐亚伟：中国速记界泰斗的速记人生 　　 　　2007年2月27日，人民大会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一位神采奕奕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获奖代表合影时，胡锦涛总书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您老高寿啊?”他，就是中文速记的创始人、享有中国速记界泰斗称誉、已经94岁高龄的唐亚伟教授。在为我国的速记事业拼搏了70余午后，他以“亚伟中文速录机技术与装置”荣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这是亚伟速录技术继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中文信息领域最高荣誉钱伟长科学技术一等奖之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机缘改变命运，大器初显端倪 　　 　　唐亚伟教授原名唐恭汉，生于1915年，湖南衡山人，后迁往江西。 　　虽自幼家境贫寒，但他敏而好学，还写得一手好字。由于就读的教会学校是免费的，要求学生们半工半读，他被推荐给校长作秘书，因此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这时，他在南昌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令他如醍醐灌顶，并决定了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中国速记学。 　　唐亚伟针对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的局限，又对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最终，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在1934年创造出适合中国人的“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这项发明在当时一开中文速记之先河。1938年，因战事流亡到重庆的他，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1939年，母亲借了100个大洋，帮助他印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学社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 　　因为时局动荡，唐亚伟又来到了上海，继续办学。很快，亚伟速记的事业红红火火，达到了第一次顶峰。同时，青红帮也开始上门打探背景了。冯玉祥将军得知后，派来荷枪实弹的士兵，并带来一块赫然写着“军管重地”、落款为“冯玉祥”的牌子，牢牢地钉在了学校大门上。从此，唐亚伟再也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骚扰。 　　不久，胸怀救国理想的唐亚伟与很多进步人士签名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被迫逃亡到香港。 　　 　　境遇顺逆不由人，速记事业系于心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邀请在香港避难的进步人士回来建设新中国，唐亚伟婉拒了教会学校老校长带他去美国发展的数度邀请，随几百名进步人士辗转回到大陆。接待唐亚伟们的是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唐亚伟主动推却教委副主任一职，要求先学习马列主义。在华北政治研究院，他的老师是艾思奇先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各部门都分配了速记员编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员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50年代发奋学习速记，成为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北京亚伟速记学校蓬勃发展，分校遍布全国。总校有一个专修班，由各机关保送人员来学习，半年一届，一共办了13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 　　“文革”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异端而废止。唯有陈毅副总理认为“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上的斗争武器”，坚持在外交部开办速记班。现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就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的速记员。 　　尽管教学停止了，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即便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的脑子里也总在琢磨着“速记”。他认为手写速记太累了，总想用机械的方法代替手写，以提高准确率，降低劳动强度。他白天劳动，晚上回到小屋就开始研究，终于构思形成了一套方案。可那个特殊的年月，他的研究方案怎么可能被投入试验啊!唐亚伟不甘心，他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硬是创造出了“汉字快速记录法”。这种手写式的速记新方法，也曾风靡一时。 　　 　　呕心沥血，成就速记界的中国骄傲 　　 　　改革开放后，唐亚伟教授继续潜心研究“机械速记法”。当时，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令他灵感迸发：如果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速记后期最复杂、最繁冗的“翻译”工作交给电脑，将是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然而，对于从未接触过电脑的老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