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就这样叩开国际奥委会大门.docVIP

魏纪中就这样叩开国际奥委会的大门 　　 　　从一个小翻译开始，到历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执委”，魏纪中亲历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50年…… 　　 　　1958年，刚从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毕业的魏纪中被分配到国家体委国际司。 　　同年，为了抵制“两个中国”，刚进入奥运大家庭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并逐渐退出各体育单项联合会，断绝了和国际体育界的一切联系。魏纪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体育外交的工作。 　　 　　回归国际大家庭 　　 　　刚到国际司时，魏纪中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表檄文，整天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用英语和法语“打嘴仗”。 　　祖国大陆强硬退出之后，当时的台湾便堂而皇之地留在了国际奥委会，并且派队参加了1956年、1960年、1964年连续三届的奥运会，而“中国奥委会”则基本在国际上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更是不复存在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1月，邓小平临时出来主持工作。“他在了解了这种情况之后，提出来说不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位子让给台湾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里面去跟他斗。”魏纪中回忆说。 　　于是，在国际司里“口诛笔伐”了十多年后，魏纪中开始与国际奥委会面对面地接触。之前，大陆方面与国际奥委会的直接接触仅限发表文章对“两个中国”进行谴责。 　　1974年开始，国际司六七个人组成的小组整日穿梭于各个奥委会委员之间，纵横游说。作为先锋，魏纪中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接触到国际奥委会的各个委员，并且逐一说服他们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从发表文章“谴责”到如今要主动接触他们，并且赢得对方的信任，重新回归国际奥委会，其难度可想而知。 　　魏纪中告诉记者，他们当时的工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向委员们发出见面请求，等待回应之后，才能前去会面。 　　“很多人从意识形态上，是不愿意跟你多谈的。”打破坚冰的第一年，尤其艰难。发出的请求信件有一半以上石沉大海。 　　从1974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的“体育公关”队伍从最初的6人壮大到几十人。随着对委员们的逐个接触，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在慢慢改变。“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讨论，一开始没有人了解你，到后来有人了解了，他就会去影响别人。你的朋友多了，就会逐渐被接受。”这样浸润的过程用了整整6年。 　　在这些委员之中，萨马兰奇属于对中国大陆态度非常友好的。1974年，在接到萨马兰奇的回复之后，魏纪中和宋中、楼大鹏一行三人来到了马德里，约见了当时还只是一名国际奥委会普通委员的萨马兰奇。 　　双方见面之后，我方提出希望他支持中国大陆重返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很爽快地答应了要求，但是提出条件，等将来有朝一日，他要竞选奥委会主席时，我们必须支持他。 　　“到了1979年，没想到我们真的进去了！”令魏纪中更没想到的是，进入国际奥委会的第二年，萨马兰奇真的要在莫斯科竞选主席了。为了履行承诺，1980年，魏纪中作为代表来到莫斯科为萨马兰奇助选。“我到了之后，对他说，我们当时答应帮你助选，现在我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投票权，我只能帮你打打杂了。” 　　那段时间，魏纪中在萨马兰奇的竞选办公室里干起了杂务工作，帮他准备一些参选文件，抄抄写写，复印打印，外加跑腿儿送东西。琐碎的事情忙得老魏团团转。 　　 　　魏纪中的勤恳表现给萨马兰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一次，萨马兰奇派魏纪中送一份文件给一位奥委会委员，等他赶到时，那人已经不在办公室了，魏纪中就在那人门口等着，5个多小时后，把东西亲自交到委员手上才返回了办公室。萨马兰奇知道之后非常感动，说中国人很负责，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时至今日，两人见面时，萨马兰奇还总是亲切地拍着魏纪中的肩膀，称他为“最亲爱的朋友”。 　　 　　“都知道中国有个姓魏的老头” 　　 　　1980年，在莫斯科帮萨马兰奇助选时，魏纪中有机会结识了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官员，为了争取早日回归国际泳联，他们抓住机会积极斡旋。“当时的国际泳联主席是一个墨西哥人，对我们态度一直不好，正好这时候，主席任期满了，他要和一个南斯拉夫的候选人竞选。” 　　经过了解，他们得知这个南斯拉夫人好酒，魏纪中于是带了一个翻译，去找这个南斯拉夫人喝酒。酒过三巡，意兴正酣之时，魏纪中切入正题：“我们可以动员一些朋友，选你做主席。但你上台之后，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会员，让台湾改名。” 　　上任之初，就做出这么大的动作的话，肯定要得罪一批人，南斯拉夫人有点犹豫。随行的英文翻译已经醉得瘫倒在桌上不能动弹了，酒桌上只剩下魏纪中和南斯拉夫候选主席。 　　最终，候选主席一咬牙、一拍桌子：好，我们就这么干了。经验老到的魏纪中顺势说道：“那别急，咱们还是留个文字的凭证吧。”酒意正浓的候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