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涛“制度审美”者“异见”.docVIP

黄雪涛“制度审美”者的“异见” 　　“2011年6月10日，对于笔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不是因为我代理案件的当事人徐武终于出院了，也非这天我在案件发生的城市，做了一场演讲，而是因为在这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确认了精神病人拒绝住院的权利。”《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公布后，黄雪涛写下这段话。 　　从代理邹宜均案以来，黄雪涛一直致力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维护和精神卫生立法的推动工作。2008年，黄雪涛和一些律师、医生、社会公益人士及精神障碍治疗滥用的受害人等，发起成立了志愿公益工作组“精神病与社会观察”。 　　通过三年时间的案例研究和对比观察，一份由黄雪涛等人执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在2010年公布，直指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多个缺陷。2011年，黄雪涛又代理了徐武案。 　　2011年6月20日上午，黄雪涛来到北京，参加“精神卫生立法问题与伦理”研讨会，同与会专家一起讨论《草案》可能存在的问题，22日接受CCN记者采访时，她正在入住的酒店里，给国务院法制办写针对《草案》的建议信。 　　“我真正的想法是：在好的制度下，政府应该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兜底’保障，和免费的司法救助，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目前政府认为，现在还没到那个发展阶段，还未富裕到那种程度。所以说，政府很难去做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我们不会提出一些像西方福利社会、法制社会那样的高标准。只是希望，至少在一些可以解决的个案上，给那些精神障碍患者和被精神病的受害者，留一条通道。” 　　未等记者提问，黄雪涛首先如此表述。 　　 　　不该走到连民国都不如的地步 　　 　　“亲属间的人身自由限制这个漏洞，一定要填补。不能去开这个口，开了这个口，那我们真的就是回到民国以前了。” 　　CCN：关于《草案》，您和包括“精神卫生立法问题与伦理”研讨会上在内的一些专家，主要的意见集中于哪些方面? 　　黄雪涛：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扰乱公共秩序”这个精神病收治的实体标准；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善意推定”；三是在整个环节中???生的权力。 　　CCN：相比而言，第一、三点的质疑我们较为熟悉，对于“善意推定”，您能否具体说说其中的争议? 　　黄雪涛：按《草案》的相关规定，亲属可以通过善意的“推定”，而将一个家庭成员送进精神病院，这是有很大瑕疵的。一旦这个“精神卫生法”授权近亲属凭自己的主观猜测，就可以限制亲属的人身自由，并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而且不提供其他的什么救济途径的话，那就是完全地“突破”了。 　　CCN：“突破”? 　　黄雪涛：突破了1980年代对个人自主权的保护。那时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宪法》、《刑法》，都已经捍卫了普通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如果一个人确实有精神病，需要限制其自主权的话，应该必须经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宣告。 　　我们应该注意到，家庭之间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多发点，现代社会观念的冲突、财产纠纷、意见不合等等，在家庭中是非常常见的。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司法制度，为保障个人权益，就已经废除了及亲属之间的这种权力的行使。此前，按中国传统的“族权”，可以去惩罚家族成员，但到了民国，就废除了亲属之间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权力。 　　我们不应走到连民国都不如的境地吧?“善意推定”，不是一个法律的原则。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法律就将亲属权收回了?就是为了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伤害，因为在法律面前，是以“人”作为独立主体，而非以家庭作为主体。 　　CON：所以你们一直强调，在精神病鉴定及治疗，特别是非自愿治疗这整个环节中的司法介入? 　　黄雪涛：对，这是一个共识，但也有争议。争议主要是司法应该在什么环节介入。如果对所有的案件，都通过司法授权，可能标准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将司法介入放在这个程序的中间，对于有争议的，才去受理。 　　很多的个案，在非自愿治疗中，存在争议，那么当事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所以，为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我认为必须、至少要保留其指定和授权委托人替他说话的权利。 　　现在的这个《草案》，有个好的地方在于，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了，如果找到一个医生帮你，你就可以出来了。但对于有争议的个案，最好的方式，是保留他的选择权，如果我“被精神病”了，但医生都与我为敌，怎么办?这就需要司法保障，比如一开始我就可以选择拿到法院去解决争议。 　　CON：司法是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是精神障碍治疗滥用的受害人的最后底限? 　　黄雪涛：对，是一个底限，但不是最后。我的建议是，将司法介入置于整个程序的中间靠后的位置。这已经非常现实、非常妥协了。 　　 　　“病”与“病人” 　　 　　“对于精神病，我们认为就该放进医院，去治这个‘病’，但经常忘记，接受治疗的其实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