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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商业银行内部监督问题研究 　　摘要：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连续发生了一些重大案件。这些案件多发生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案件的当事人多是基层银行所处管理层级别较高的管理者，而且有些案件发生的隐患长期得不到发现和消除。本文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随着银行员工所处管理层级的提高银行员工的偷懒行为或道德风险行为越来越难发现，并建议使用基层商业银行内部监督的两个工具，加强商业银行内部监督。 　　关键词：道德风险；偷懒；效率工资；委托代理关系；监督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6-0004-04 　　 　　一、引言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连续发生了一些重大案件，这些案件多发生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并且涉案的金额较大，案件的主要当事人是基层银行所处管理层级较高的管理者，而且有些案件发生的隐患长期得不到发现和消除，最终酿成大案。这些重大案件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对商业银行的声誉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加强商业银行尤其是基层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减少或杜绝基层商业银行重大案件的发生是摆在商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监管部门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二、效率工资主要理论文献回顾 　　 　　效率工资(efficientcy wage)模型或称努力榨取(effort extraction)模型，主要研究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与劳动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并假定工人的努力程度是经济的内生(endogenous)因素，劳动合同不能确保工人达到合同规定的努力程度，工人的努力必须通过某种有效的战略诱导而出(Shapiro Stiglitz，1984；Bowles Boyer，1988，1990；Bowles Giutis，1990，1994)。传统的工资理论认为，雇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增加雇佣劳动力，一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工人的实际工资相等。此时的工人工资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瓦尔拉斯均衡决定的。效率工资理论则认为，把工人工资提高到瓦尔拉斯均衡工资以上是防止工人偷懒，刺激工人努力工作而采取的激励措施(Solow，1979；Akerlof，1982)，[1][2]夏皮罗和斯蒂格列茨(1984)则???体地提出了使工人不偷懒的工资的条件(no-shirking condition)。[3]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框架内把委托人(雇主)付给代理人(被雇佣者)高于瓦尔拉斯均衡工资解释成为防止代理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Calvo，1979；Shapiro Stiglitz，1984；Yellen，1984；Simmons，1991；Albrecht Vroman，1996；Laszlo，2000)是当前对效率工资最流行的解释，其中夏皮罗和斯蒂格列茨(1984)模型的影响最大。 　　夏皮罗和斯蒂格列茨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为从代理人获得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努力程度，支付给代理人高于瓦尔拉斯均衡的工资，如果代理人偷懒被抓到则被解雇。此时，解除委托代理关系是委托人约束代理人的手段。[4]由于代理人努力程度和工资的提高，劳动市场上对劳动力(代理人)的需求会减少，这样，如信贷市场出现的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工作配给(job rationing)，失业率增加。高失业率会对代理人努力工作产生约束作用。如果失业率很低，工人在偷懒被抓到并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后，能马上找到与原来薪酬相近的工作，则高工资对代理人的激励作用会大大降低。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夏皮罗和斯蒂格列茨模型中是两个关键要件。这种思想与马克思的大量失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工人时刻面临失业的威胁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激进派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一点(Green，1998；Spencer，2000，2002)。[5][6][7] 　　在夏皮罗和斯蒂格列茨模型中有四方面假定：一是委托人需要代理人的努力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二是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三是所有代理人都相同，即在模型中不存在信息甄别的逆向选择问题；四是如果代理人偷懒被抓到则被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即解雇。在夏皮罗和蒂格列茨模型中之所以不考虑代理人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因为委托人既要付给代理人高工资使其不偷懒，又要付给代理人费用(premium)叫其讲真话的成本太高，因此在模型中只专注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逆向选择问题则通过所有代理人都相同的假定予以屏蔽(Ouassila，2004)。[8] 　　 　　三、模型与分析 　　 　　1.模型假定 　　2.银行与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