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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与监管制度的优化 　　【摘要】 如何监控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的利润转移是各国税务当局涉外税收的工作重点。我国转让定价机制是在借鉴国外已有的税收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制度安排极易忽视对制度实施效率的评价。因此，转让定价监管制度应该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修正与丰富，税收监管应该充分依赖会计信息的鉴别作用。同时应该加强制度执行者的数量和质量上的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转让价格本是企业价值链内部化的体现，企业组织由转移价格来调节，并且使内部市场像潜在的规则市场一样具有效率。但是在国际税收研究中，转让定价已经成为国际跨国公司进行税收规避的有效手段。根据我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的抽样调查，我国六成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存在非正常亏损，推断下来每年仅外企所得税流失就约300亿元人民币。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转让定价行为已经严重地危害到了我国的税收利益，因此它已成为我国涉外税收工作的重点。 　　然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国际跨国公司在我国大陆市场的一个触角，在交易时利用转让定价的目的，并非仅仅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它还在诸如平衡各子公司的利润率、为创业阶段的子公司提供经济支持等企业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两面特征使税务部门的工作进退两难：紧，则影响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决策和方向；松，则使本国涉外税收遭受损失。尽管实践和理论上的探讨都没有结束，但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作为引玉之砖，笔者试从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的效率入手，提出有助于转让定价税收管理的建议。 　　 　　二、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的税收动机与我国的监管现状 　　 　　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政策是权衡各项影响因素后的结果，这些因素比如全球利润最大化、实现子公司竞争目标、规避通货膨胀风险（Shulman，1967）、规避所得税和关税风险（GreeneDuerr，1970）或者外汇、政治风险（Tang，1982）等。一般来讲，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的主要动机集中在出于企业所得税、预提税以及关税的考虑三个方面。 　　在企???所得税方面，跨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或者通过低税率国家的关联企业向高税率国家的关联企业销货、贷款、提供劳务、租赁、转让无形资产等，采取提价的方法，以增加高税率国关联企业的费用成本，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缴纳税金；或者通过高税率国家的关联企业向低税率国家的关联企业销货、贷款、提供劳务、租赁、转让无形资产等，采取压价的方法，以减少高税率国关联企业的收入，降低低税国关联企业的费用成本，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法人关联企业，从而达到在总体上降低公司集团税赋的目的；在预提税方面，境外母公司往往把专有技术等产权的转让与设备投资同时进行并将特许权使用费加入设备的成本，不再单独收取特许权使用费；此外，子公司可以利用低价提供产品的办法将投资收入转移到母公司，代替股息、利息、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从而逃避预提税；而在关税方面，关税多为从价计征的比例税率，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为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则在10％左右。如果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跨国交易关税则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制定较低的转让价格可以降低对海关的报价，从而减少跨国公司应缴纳的关税。 　　无论转移定价的动机如何，当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结伴而行时，就会产生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与费用的分配不公问题，从而影响相关国家的税收利益。因此，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问题得到了各国税收监管部门的重视。但毫无疑问，转让定价的监管不是靠某些方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这包括制度本身的制定、制度的实施以及制度的修正和优化。就我国的现状而言，我国制定的转让定价监管制度只实现了“有法可依”，而在制度的实施以及修正和优化方面则比较薄弱。 　　首先，就目前来看，杜绝企业转让定价的根源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我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实际税率计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约为8％－9％，远远低于我国的名义税率和主要贸易对象国的税率（香港公司所得税为16％，新加坡为24.5％，美国最高税率35％，德国2001年税改前为46％，之后为25％），内资与外企之间的税率不平衡是导致转让定价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总体上，我国转让定价管理的初始制度安排是比较完善的。为了控制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转移利润，我国税务当局选择在借鉴国外已有的税收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这种选择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可节约制度供给的成本，又可不断地从制度的比较中发现疏漏、弥补不足。但不可否认，这种做法极易忽略制度实施的市场环境。西方国家的转让定价制度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的透明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