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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工程院是怎样成立的 　　 　　一个诞生于温泉度假村脑力激荡的明星部门，从20人到200人，它是怎样发展，它前面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有没有公司因为创新太多而处理不过来呢？ 　　有。 　　2002年11月，创新太多的问题困扰着微软北京研究院的管理层，他们在珠海温泉度假村进行了一次脑力激荡，期望为这个微软和其他高科技公司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寻找解决之道：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创新快速有效地从研究转为开发，转向市场。他们的观点是：设计一个全新的组织，在研究和开发的鸿沟上架构一座桥，期间，还要消除产品开发中的瓶颈和阻碍当前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地域和文化差异。 　　微软亚洲工程院（ATC）于2003年11月成立，当时有20位员工和2个项目。而到2004年底，ATC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多份简历，微软的商业部门也对其显示了热切的需求，它拥有了约100名雇员，17个主要项目和一系列小项目。今年，ATC计划将规模扩大一倍。今后几年，ATC将成为从网络搜索技术到移动应用软件到家庭娱乐系统等一系列新产品的关键技术转化点。谈到这些创新的优势，ATC院长张宏江博士希望它能有力地改变微软的传统战略，即在美国生产产品，转到欧洲，然后才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个新兴经济体，但她不再仅仅是跟随者，她已经开始领先了。” 　　因此，为什么不通过在中国发展和测试新产品然后介绍给美国市场，来作为微软目前战略的补充呢？ 　　 　　必要性：开发之母 　　 　　ATC占据了位于北京海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层半，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全球六大研究院之一。提升微软170强研究中心和位于Redmond总部的产品开发部门间的技术转化能力，让后者与实验室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是ATC存在的全部原因。 　　张宏江任职ATC院长之前在惠普实验室做技术转化，他认为促使ATC创新的因素和其他所有研究开发驱动的组织的一样。研究者交给产品开发者一项新发明或产品代码后，在商业发布之前还需要一系列的提炼和测试，而有时，产品开发者没法完成这些工作。他们手头往往有很多急迫的工作，比如升级传统产品或加强安全性。而且，即使是伟大的发明，也有可能诞生??错误的产品开发周期中，很难与下一项发布相匹配。“这就意味着，产品部门组织一支队伍来发展一项新发明，风险太大、破坏性太大。”张宏江说。 　　他的情感是丹尼斯?阿德勒的折射，阿德勒是ATC的业务发展总经理。在Redmond总部，他是ATC与微软产品开发部门间的联系纽带，帮助商业部门理解北京研究的高深所在，也帮助ATC成员理解开发的程序和约束。他说，很多次，产品部门更希望将一些非常酷的风格与某个实验室的技术相融合，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那是因为没有技术转化，”他说，“所以，ATC的建立缩小了这条鸿沟。” 　　微软的官员说，他们一点也不知道ATC的其他情况。“我们只是进行了投资。”阿德勒说。至少几年前，在北京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还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体现了随着商业形势的变化，需要及时调整利益。 　　考虑到从一个研究项目到实现商业性的产出一般要几年的时间，199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时，将创新转化为产品开发就是最优先考虑的。此后，设立了一个团队来帮助研究者建立展示技术理念的演示，演示给Redmond的研究者同事和商业部门的同事，主要指派两个工程师或程序员，一人负责十几个项目。但随着研究院的壮大，研究项目在被开发成产品上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一个项目只需一两个工程师而另一个项目却需要五个甚至更多的工程师来进行严密测试和开发前检验，以确保研究中的原型能被开发成为大众化产品，诸如此类的情势就越来越清楚。 　　2001年下半年，最初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更加灵活的组织，致力于技术转化。从此，技术转化部门（TTG）的工程师不再被平均分派到每个具体的研究院，而是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根据需要程度分配人数。这个新的小组标志着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张宏江说。但是，随着研究院的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组研究出了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现在，这个量非常大。”张宏江说。甚至有点超过了TTG所需要的量。 　　除了张宏江外，TTG中还有大家熟悉的张亚勤，他于2000年到2004年初领导北京研究院，此后成为微软移动和嵌入设备全球副总裁。他们通过Harry Shum――当时北京研究院的二把手，现在的院长，以及其他很多主要人物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新兴市场。有了像北京研究院这样的一个机构，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2002年在珠海脑力激荡的人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不同形式的组织，比TTG更大、更系统化地融入微软的产品开发周期中，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微软利用其创新能力。“这就是ATC理念的开始”，张亚勤说，他是这个理念的创始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