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中国站”.docVIP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站” 　　科林#8226;博安托着下巴，坐在一间装潢现代化的自修室里。不到五平米的自修室里应有尽有，除了屋面的墙壁上挂着以备不时之需的白板，还安放着可以开网络会议的电话。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科林来说，这些设施并不实用。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准备两天后的学期考试。一门社会学和一门经济学，一旦完成之后，就可以再去一趟动物园批发市场，好好地购物一番，带回美国去。 　　“我倒是不那么喜欢美式的中国菜，但是我喜欢所有正宗的中国菜！这里的所有食物都太美味了！”科林#8226;博安显然被自己的联想所感染了，“还有，这里吃饭比我们那里有趣多了。这里吃饭是一件非常社交的活动，有很多交流。不像我们在美国，吃饭就是个人的，为了吃饭而吃饭。” 　　科林#8226;博安是芝加哥大学中国中心（以下简称中国中心）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迎来的首批学生之一。以81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以及芝加哥学派而蜚声国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将第一个校级的中心设立在北京，体现了这所大学的远见――在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分量不言而喻。 　　“从一开始，芝加哥大学中国中心就按照未来5到10年的发展，来布局和规划资源。”中国中心首任主任兼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委员美籍华人杨大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站” 　　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近一栋写字楼里的中国中心，拥有2100平米的办公面积，由6~7名工作人员管理，即便加上20来名学生和3~5位教师，人均面积依然奢侈。中心设有教职工的办公室、学生的小型教室、自修间、聚会大厅，还有一个配备了同声传译间的报告厅。 　　中国中心的执行主任贝丝#8226;巴德女士，在来到北京中心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新加坡分校任教。 　　“说实话，我喜欢北京多一点。”她笑着说，她每天需要沿着四环三环一路从望京开到海淀区。即使遇到堵车，她只要看到环线上精心种植的花草，就会感到心情愉快。 　　她说，新加坡的商学院分校和北京非常不同，那里??开设商学院的课程，不像北京中心这样全能。 　　杨大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芝大设立中国中心有三个目的，一是为学习东亚文化和汉语的学生提供长期交流的基地；二是促进芝加哥大学与中国院校的联系和交流；三是为教职员工在华开展学术研究，提供本地化的支持和联络工作。 　　为了加强与美国本部各学科的联络，中心有三个分委员会：商学、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文化、社会和艺术。它还将为芝加哥大学本科生提供“亚洲文明”课程及中文培训课程。该中心将涵盖芝加哥大学（包括专业学院）的所有研究领域。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市场越来越得到国外大学的青睐。它们开拓中国市场的方式，通用的是租用一两间办公室，借此招揽生源。另外一种，就是设立中国分校，譬如纽约大学在上海设立分校校区；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宁波设立了分校等。 　　芝加哥大学中国中心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 　　首先，芝大中心没有采用与国内大学合作办学的方式，而是作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以UCHICAGO (北京) 咨询有限公司为名称运营，并不授予学位。另外，中心不单独发起活动，坚持所有的会议活动都与国内机构共同举办。 　　第一点保证了芝加哥大学的独立性。按照规定，境外教育机构来华注册，需要寻找挂靠院校，或者采取联合办学的形式开展合作。杨大利说，之所以选择独立注册，是为了能够与尽可能多的院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能够对教育项目和研究做独立的规划。 　　杨大利认为，中国教育在近些年来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并且对科研加大了支持力度，这使得中外院校的交流空间大大增加。“80年代的时候，一些院校没有资金，能合作的项目有限。但是现在，有非常大的交流空间。”杨大利说，独立地运作，能够最大限度地在这个空间扩展关系网络。 　　第二点，则是更为本土化的调整。作为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的杨大利对中国的制度文化十分了解。他认为，中国的院校拥有丰富的本土操作经验和人力，能最大化地解决外国机构经验不足的问题。 　　 　　中美关系，改变下一代 　　当然，合作的前提依然是研究兴趣，以及相互之间的尊重。杨大利说，芝加哥大学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方面非常领先。此外，也有一些当代的研究，这些都在国内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在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大学有一些知名的权威，如诺贝尔奖得主加里#8226;贝克等，尽管他们不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但当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有兴趣时，中国中心将介绍其参加相关会议或者项目，使其能够应用自己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中国。这种嫁接和多学科的研究，将更有利于学术创新。 　　面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学热，杨大利表示，芝加哥大学将以重视学科的全面交流作为自己的特色。除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