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组织化必要性.docVIP

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 　　提要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农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农民组织化是以一定的组织方式来行动，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状态和过程。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稳定和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需要。 　　关键词：农民组织化；乡村治理；社会秩序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乡村治??提供了新的背景，必将引起乡村治理的变革，对现有的治理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些新形势和背景下，如何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即达到维护农民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构建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农民组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 　　 　　 农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维护农民的权益是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的前提。在新时期条件下，农村问题的解决虽然具有了更好的政策和条件，但各种利益的博弈也将更加激烈，具有不可预测性。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如何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 　　（一）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农民经济权益的维护。麟村位于湖北潜江市高石碑镇的东南角，耕地面积2，998亩，其中旱地1，540亩，水田1，458亩；10个村民小组，2，126人口。2005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758元。麟村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源，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城市化的推进在这里相对较缓，准确地说现在还基本上没有城市化的迹象，因而，由于城市化引起的各种问题在麟村基本不存在，而影响最大的要属全面取消农业税了。 　　税费改革和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因为税费过高，农业投入与农民收获基本持平，再加上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部分抛荒现象（即使抛荒也得缴税费）。税费改革后，这一现象稍有缓和，有些外出打工的人将土地出租或送给别人耕种，双方都能有所得，因而也容易达成协议，相安无事。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对土地的热情被重新激发出来。原来将土地送人或出租的农户要求归还或收回土地，有的小组则要求重新丈量和划分土地。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土地资源对该村村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农民并非真正是“一袋互不相干的马铃薯”，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了，而且也显示了组织化的力量，得到了镇政府的重视，并且最后维护了自身利益。 　　全面取消农业税不仅会引起土地的重新划分，还会引起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村的公共物品是由乡镇和村共同提供的。“三提五统”中的“三提”是交到村里去的，而“五统”是上缴到乡镇的，因而它们必须而且也有资金来提供农民所需要的部分公共物品。取消农业税之后，“三提五统”没有了，原本有限的乡镇财政和村财政减少，肯定会减少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公共物品的缺乏势必影响村庄的正常运行和良好村庄秩序的生成，而且也给村庄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为此，在新农村建设战略中，国家将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和“以工补农”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必将与村委会之间发生资源的争夺，作为处于弱势的村委会如何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资源，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除了制度、政策和监督上的不断完善之外，农民必须提高组织化的程度，增强与乡镇谈判的资本。 　　（二）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农民的政治权益主要表现在村民自治权、政治参与、民主诉求、上访权等方面。在麟村，村民自治虽然实行了十多年，进行了四届换届选举，但村民自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冷淡，更谈不上什么民主诉求了。 　　在麟村所在的潜江市也确实有极少数村庄的农民参与热情高涨，对乡镇指派村委会的做法会进行积极抵制，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较它们与麟村的差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那些村庄都有几个带头人，即“体制外精英”。在麟村，村民似乎都“安分守己”，在这样的村庄里，做带头人会有更大的风险，而且也很难有所作为，农民组织化的难度较大。 　　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会由于过重的剥削与压迫而自发地组建农会，但现在，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似乎更没有什么外在压力而缺乏组织的动力了。其实不然，该村村民还是有对农民组织的需求的，一方面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害怕“枪打出头鸟”，即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