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显祖尺牍看他“经济”思想.docVIP

从汤显祖的尺牍看他的“经济”思想 　　汤显祖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但他在《夕佳楼赠来参知四首》之三中却说：“经济自常体，著作乃余事”。“经济”在这里应释为“经国济民”，也就是说作为以文学不朽的汤显祖，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有为于天下的能臣良吏，来改革时政、拯救世风，而文学创作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 　　万斯同在《汤显祖传》中说他“意气慷慨，少有志于天下事。”汤显祖自认为有治理天下之术，三十七岁在南京时曾充满豪气地做诗自赞曰：“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四十岁上下仍自勉：“萎蕤意气复何云，径须垂晚立功勋。不似世儒重文法，只堪簪笔事明君”(送刘玄子使归全集)。他也曾对辅臣余有丁说过：“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汤显祖并没有阐述“经济”之旨的理论文章，但他一生与人书信谈论，所言多为天下事，所以在一些尺牍中倒可得到些许启示。 　　 　　一、经国思想――公正用人，无为而治 　　 　　任何一个朝代要想长盛不衰，首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举贤才，而汤显祖在青年时恰逢张居正当权，当时年幼的明神宗慑于慈圣李太后的威严，所以对张居正惟命是从，这使张居正有恃无恐，据《明史》卷二一三记载万历甲戌其子会试不第而“居正不悦”，至后则三子均以父故得名上第。对于当权者取人唯亲的行为汤显祖极为不满，所以拒绝与张子嗣修、懋修交游，导致多次名落孙山，张居正病死后，才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三十四岁。所以汤显祖的经国思想首先就是主张治国者必须广泛搜罗人才，把贤能者提拔到重要岗位。他在《与张自云》中说：“才最难得，得之宜并归一路，为世道用。”《与李道甫》书中认为：“夫用人者，主人之才；为人用者，必非主人也。”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因为种种原因，有才华者往往无法得到重用，所以怀才不遇就成了诗文中常见的主题。汤显祖在《寄林丹山》中也说：“世实需才，而未必能需才。才与世常相左，而叹世怜才者相望于今昔也。”所以他对于“奉牍可以三千，而无缘索长安之米；对策几乎六十，而不获奉贤良之诏”的黄金宇，他是“深悲其遇”(《答黄金???文学》)，对于“弘才坚节，尚老江黄”的石楚阳他认为是“有心共恻”(《答石楚阳》)。而在《寄胶州赵玄冲》中汤显祖先从宋代的陈亮怀才不遇讲起，然后说：“以翁丈纬经文，何在古英雄下，而竟以一尉小县令长谢里门，高歌纵酒，忘忧用老，悲夫!世人目无瞳子，至今极矣。”在惜才的同时，已加入了对有眼无珠的用人者的愤慨。 　　其次汤显祖认为经国的原则应是秉公方正，以义为依，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汤显祖在自己的尺牍中对于办事不公正者进行了批判，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月邹尔瞻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十二月慈宁宫火灾，又上时政六事，于是被贬南京刑部照磨。汤显祖致书首辅申时行的儿子申敬中说：“第尔瞻婉彩不足，而贞意有余，昨闻复以直言欲调他用。执政不援，众庶不可户晓。善则归君，过则归相。他臣可言，主势难斡。位至执政，不宜此言。弟恐后之人复以邹君为魏君(指曾弹劾张四维和申时行的魏允贞)也。”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朝中的权臣，而无有顾忌，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无畏。 　　万历十二年(1584)，汤显祖出为南京太常寺博士。第二年，他的友人司汝霖任吏部验封冲，劝他曲意与执政通，可调回北京任吏部主事。汤显祖作了一千多字的长书回复，列举了交通不便，水土不服，费用不支，儿女无人抚养等生活问题，放弃了这次机会，还直书胸臆说：“况夫迩中轴者，未必尽人之才；游闲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长安道上，大有其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这是公然表示对当时朝廷用人失当的不满情绪。万历二十五年谢杰上疏陈时政之失，却遭遇不公正待遇，汤显祖致书云：“近读风雷之奏，弥开日月之章。十渐不克终，遇唐宗而岂讳；六可长太息，逢汉帝而何嫌?今虽为真以言，古有投珠于道。膏脂疮瘐，时事多非；菽栗参苓，其言自在。……尊公允称人师，忽忽左迁，直道不可行，亦其时也。”(《与李儒德》)是对好友的称颂，也是对当权者枉断曲行，损害善良正直，助长邪恶的抨击。 　　第三在经国方法上，汤显祖主张元为而治。虽然有经济天下之志，但汤显祖一生连做朝官的机会也没有获得，所以他的经国方法主要体现在他治理地方的实践中。他在多篇尺牍中阐述了自己治理地方的经验，如《谢郑辂思郡伯为做相圃生祠画像记》中说自己治理遂昌时：“烹小鲜而觉扰，候单凫而不复。”在《寄荆州姜孟颖》“弟邑治在万山中，士民雅厚。既不习为吏，一意劝安之，讼为之希止。”在《答吴四明》中云：“仆又不善为政，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天性大义。百姓又以为可，赋成而讼稀。值上官一时皆贤者，苦无多求。前某观察有重客，传食属邑，至仆治，值百姓受词日，即冠带并坐堂上。所受词不二三纸。如此者再，客亦频蹇去。”在《与李舜若观察》中说：“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士民惟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