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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受害者的经济利益该不该受保护 　　 　　就在政府积极组织打击传销并屡屡破获大案的时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又冒了出来――传销受害者的经济利益究竟要不要保护？ 　　一些声音是，传销违法，参与者咎由自取，没有资格谈赔偿；另一些声音是，传销受害者不同于传销组织者，应当区别对待。本刊特邀请部分法学专家和业界观察人士，对此各抒己见。 　　 　　主持人:本刊记者陈巧利 　　特邀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执行主任，研究员 常纪文 　　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直销法研究中心主任，执业律师 陈泽岳 　　《中国直销》执行主编 金云义 　　资深独立直销研究人 甄 刚 　　资深直销行业观察人 庄 芒 　　 　　政府有义务保护无辜传销受害者 　　 　　自《禁止传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查处非法传销专项活动。按照《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等打击传销的专门立法的规定，政府目前的查处手段主要包括取缔、罚款、没收、拘留、遣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措施。通过这些措施，该取缔的组织被取缔掉了，该遣返的人被遣返了，该起获的赃款也上缴国库了。从表面上看，打击传销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从传销的法律结构和一些社会反映来看，一些工作还需要加强。 　　 　　确立无辜受害者的法律主体地位 　　传销的法律主体结构，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包括传销组织者、传销经营者、被发展人员、行政监管者等。在法律关系结构方面，传销组织者和传销经营者属于欺诈组织者;被发展人员是指那些善意的无辜传销参加者，属于被欺诈者;那些以牟利为目的拉人头发展下线的被发展人员，如果为了牟利而发展其他人员则转化为了新的欺诈者。政府在这个法律关系之中，其地位则属于履行国家监管责任的取缔者和打击者。从目前一些案件的查处情况来看，国家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社会的秩序得到了基本的恢复，但是对于那些无辜的被发展者，其经济损失则没有得到有关机关强有力的保护。如涉案金额16亿元人民币的亿霖和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广西永乾两个特大传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地方的受害者由于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急红了眼，采取了过激的行动，对于这类行动，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处理不当，也导致了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传销的金字塔结构决定了那些无辜的被发展人员属于“传销经济”的“贡献者”和最终受害者。而他们的损失，一部分被处于金字塔中上层结构中的组织者、经营者和积极参加者瓜分了，其余的部分则被政府起获或者罚没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具有责任，在解救数量众多的无辜受害者的同时也保护他们受损的经济利益呢？本人认为，无论从政治学原理上看，还是从法理上讲，政府的责任既包括公共服务的功能，还包括社会保护的功能。保护无辜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被包括在社会保护的功能之内。对于那些在传销事件中，自始至终属于无辜上当受骗的被发展人员，其经济权益属于合法的，各级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予以积极地保护。 　　 　　本人认为，在法治社会里，明知违法而去违的人是很少的。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人参加传销组织呢？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了拉人头、以交纳一定费用或者认购商品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人身控制、精神控制等传销特征，但太抽象，加上政府的宣传不到位，大部分传销参与者在参与的初期对传销缺乏必要的辨别能力，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进入的传销组织;二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发生的传销事件反应迟钝，一部分受害者以为这项活动符合国家法律而参加;三是国家缺乏保护受害者利益的法律机制，一些受害者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而发展为积极的参与者，加大了传销的规模，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获取传销整治的政绩，起获大量的赃款的目的，对早已发生的传销事件充耳不闻，等“猪”养肥了再杀的现象发生。从这个方面看，地方政府对传销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是负有监管失误责任的。因此，“参与传销者后果自负”的说法本身是不符合法理的，国家应当有义务予以救济。 　　 　　从法规上完善对无辜受害者的保护 　　现在的问题是，受害者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法律为依据来救济自己的权益。目前的传销管制专门立法，虽然设置了大量的处罚条款，如《禁止传销条例》第5条、第24条等都对传销组织者和经营者的处罚给予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却缺乏专门的规定来保护无辜的被发展人员的经济利益。 　　有的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受害者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受害者自行解决，理由是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此前已经批准登记从事传销经营的企业，应一律立即停止传销经营活动，认真做好传销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自行清理债权债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