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docVIP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 　　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标志人口增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4下降到2000年的1.8，并稳定至今，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在充分肯定我国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推行生育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这些问题正在逐步累积和扩大，需要认真对待，及早从战略高度采取应对措施。 　　 　　一、我国计生过程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所谓逆向选择，本文借用生物进化现象，是指由于人类人为控制和干预人类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不利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活动。我国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地区分布、城乡人口的逆向转移，性别比严重失调，代际机会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独生子女逆向奖励，人口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1、地区逆向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践证明这种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是与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资源的分布相适应的。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不适宜生存，生态人口脆弱，人口承载力很小；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后备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吸纳能力有限；东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对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很强吸纳能力。有关专家测算，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而东部地区则处于富余状态，即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了东部地区。所以，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规律。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却形成了逆向转移。当然这种转移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流动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增长速度差异形成的。东部经济发达，生育率较低，发达地区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育率却较高。据统计，1978--2003年全国净增的3.25亿人口中，东部占了34％的份额，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东部的增长份额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区却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东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转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转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转移了7.1％。 　　 　　2、城乡逆向流动 　　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在我国由于生育政策的结果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逆向“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逆向流动，是由于城乡人口增长的速率差引起的。据统计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城乡妇女总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缩小为1.3，目前，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仍达到1.1(城市为1.2，农村仍高达2.3)。如果按每年转移1300万农村人口计算，计划生育40年，仅生育率差导致的城乡逆向流动人口就占转移总人口的80％，几乎相当于转移人口的总和。可见生育政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多么巨大。如果以城乡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教育和卫生条件差异来看，由于生育率差异导致的3亿左右逆向转移人口，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和难度。 　　 　　3、性别逆向选择 　　按照国际社会定义，一般男女性别比在1.02―1.07之间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较高，人类在生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选择，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导致的性别失衡。从我国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别比就开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别比就出现了异常偏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增长至今，预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强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时期，1984年以后虽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还是更为严格。我国性别比异常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东部较高；农村、小城镇较高，而大中城市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西藏、新疆，贵州、内蒙、云南、宁夏、黑龙江较低在110以下；而陕西、广西、海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苏、福建、河南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区在110-116；全国分市、镇、县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际机会不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波动，形成了我国代际生育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