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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 　　 　　建立天下大同，人人自由、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推动历史变革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勾画的，那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未来宏大社会蓝图，显然是指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它为科学社会主义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社会和谐既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即解决经济社会前进中不断出现的矛盾，不断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又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和完善和谐程度，提高和谐水平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和谐社会模式，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全面实现。我们党为推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的高度。十六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将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为总结经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方位地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决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引导亿万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动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对于我国人民更好地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宣言》中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目标模式的理论宝库。 　　 　　二、公共财政与社会和谐 　　 　　公共财政是同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他的理论根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充分认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前提下，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此，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公共财政也就应时而生。 　　公共财政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悠久历史，公共财政的内涵、活动领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政府职能定位而不断变化的。早期公共财政起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以自由竞争为核心主导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资产阶级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理念，以开辟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政府职能被限制在国防、司法、政府机关和少量公共工程建设需要方面，起着“城市夜警察”的作用。因而早期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服务也仅仅局限于国防、司法、行政等狭窄的消费性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政府倡导、财政支持和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作用下，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顶点，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集中，走向垄断，加剧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者之间利益对立的尖锐化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使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极度恐慌和混乱之中。为了化解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国家扩大政府职能，普遍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社会经济运行。随着政府职能扩大，公共财政矫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品的范围拓展到收入分配、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在凯恩斯理论的主导下，西方国家由于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刺激消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维持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相对繁荣和稳定。 　　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变迁，公共财政服务领域，提供公共品内容不断拓展的简要历程看，公共财政运行归根到底是同国家的职能息息相关，公共财政的本质是为国家在一定时期所要达到的政治经济目的服务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