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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中引导势力探究 　　摘要：合作的结果是确立了一种制度，制度如何确立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力的问题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引导势力问题。基于此，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国际合作中引导势力的相关问题就尤为必要，并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欧洲合作的经验和东亚合作的现实来进一步佐证引导势力对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际合作；引导力；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D523.32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02－０011－04 　　 　　合作的结果是确立了一种制度，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它的外部性特征，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供给的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一责任和义务成为制度创立的关键所在。是否有这样的主体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任务，还取决于该主体对制度变迁所做的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换句话说，只要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1]。是否有这样的主体愿意承担这一任务，就取决于该主体对此所作的成本收益分析。因此，制度变迁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力的问题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引导势力问题。 　　一、国际合作中的引导势力 　　同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一样，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如贸易体系、关税同盟、固定汇率制度、度量衡体系、公海自由原则、无线电波、共同防务、核战争、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等公共物品也同样具有外部性的问题，因而也同样存在着“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它们的供给也同样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生产，各派理论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总是处在战争的阴影下，无政府的世界体系，特别是世界权威政府的缺位对所有国家构成了永远的威胁，因此各国只能依靠自助和自我达成协议。所以，对于国际合作，现实主义者总是持悲观的态度。 　　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展开，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人们逐渐认为，国际合作是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一个自由的世界经济???序的前提是各国联合或协调的政治行动。这就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 　　为了回应理论上的需求，“霸权稳定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一个为整个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领导，或所谓霸权国的存在，有助于维持世界体系的稳定；而战后的霸权，如美国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建立。 　　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国的霸权被普遍认为处于衰落状态。理论上的质疑是，在美国的霸权衰落时，世界的公共产品由谁供应。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利用理性选择理论，证明即使没有单一的霸权国家，理性自利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可能的。因此，霸权之后的公共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提供。 　　根据以上分析，在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的集团或国际社会中，公共产品的供应可能有以下四种政治选择。 　　第一，能力最强或最有利害关系的行为体单方面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在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在各个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经济稳定对其自身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因此在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稳定方面承担全面义务，提供了最多的国际公共物品。 　　第二，当霸权衰落时，发生指导权力的争夺，但最终霸权国家通过强制其他国家来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如在美国霸权日趋衰落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迫使日本和欧洲等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对联盟的安全贡献更多的力量。 　　第三，某个集团的行为体认为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缺乏单一霸权的地区合作中，如法国和德国在欧洲联合的进程中所担负的角色，他们意识到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将小于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不遗余力的推进欧洲的联合，有力地扩展了欧洲集团的利益，从而自己的利益也得到相应保障和扩张。 　　第四，没有哪个行为体认为单独或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符合自己的利益，尽管对国际社会整体而言，公共产品的生产符合整体利益，国际公共产品也会供给不足。 　　不论哪种供应模式，都需要有相关的主体去推动实施，这便形成了制度创建中的引导势力或领导力。至于这样的引导势力能不能尽快出现，取决于他们对该制度建立或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创建或更新制度的费用远远超过了由此而给它带来的收益，或收益由于别国的“搭便车”行为而逐渐丧失，它就会拒绝这一努力，制度变迁就难以进行或维系。 　　那么，这样的引导势力是如何出现的呢？ 　　假设一群游牧民平时以打猎为生，彼此之间很少交流或者合作，因为以个人的力量已足够捕获到猎物，维持家庭的生计。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个人能够对付的小型猎物越来越少，而大型猎物个人很难对付。在这种情况下，集中部分人的力量共同对付大型猎物成为一种必需。但合作不会自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