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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发展与边境区位价值提升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为双方边境区位价值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条件。但是我国和东盟边境城市面临的经济发展瓶颈将不利于双方边境区位价值的提升。本文阐明了边境城市经济的发展与边境区位价值提升的关联性，分析了中国―东盟边境区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升边境区位价值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 东盟 边境区位 价值 增长极 　　 　　中国和东盟国家边境区位，包括中国的广西、云南两省区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区域，是中国与东盟三国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中介。鉴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以及该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区情的特殊性，人们自然希望中国和东盟国家边境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发挥、开发边境区位的区位优势，促进其价值的提升是必要的、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一、边境区位价值的内涵 　　 　　边境区位一般指由两个或多个毗邻国家所构成的边界区域，它是受制于国家边界效应（取决于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平衡）的影响，表现为不同经济体制、文化、社会结构、信仰、民族、语言的国家边界两侧边境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关系。 　　关于边境区位价值，国内学者研究很少。黎鹏（2006）首次提出了“边境区位价值”的概念，指出边境区位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的意义、效用与整体效果上。他把边境区位价值（V）的构成归纳为经济价值（V1）、社会价值（V2）和生态环境价值（V3）三个组成部分，即V=V1+V2+V3。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仅将其经济价值构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分解，其中经济价值包括实物性可开发资源价值、非实物性可开发资源价值、市场联动价值、示范价值、融合价值。 　　 　　二、城市经济发展在边境区位价值提升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的城市是特指实行沿边开放后我国沿边地区与毗邻周边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口岸城市。以边境城市为依托、提升边境区位经济价值的理论性依据主要是增长极理论背景下边界口岸开发的外向性辐射与带动作用。根据该理论，欠发达的边境地带??毗邻国经济联系需要而建立口岸，双边（或多边）要素的互补性流动与重组而发展，逐步形成为集聚边境地区要素的增长极，通过极化作用吸收边境区位的各种物质与能量。在这过程中，边境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中的财富不断积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在增长极不断得到极化之后，开始向整个区域扩散和辐射。在这个过程中，将所获取的收入投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通过示范学习效应、产业关联效应、规模经济弱化后生产要素向周围地区的回流等途径，带动边境区位经济的整体发展。另外，由于边境区位的特殊性，内地的各种产出通过边境城市进入边境区位，并通过以边境区位为中继与节点的交通网络输往外国外，它们所输入的国外产品也往往是以边境城市为中转而实现的。因此，边境城市在边境区位价值提升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主导着边境区位的规模、结构、方向、速度等。据此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认识：边境区位的价值能不能提升，首先取决于边境城市的发展。边境城市的发展为边境区位获得辐射奠定了基础，成为边境区位经济价值提升的重点。 　　 　　三、中国和东盟边境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共有8个边境州市的26个边境县市与东盟国家接壤相连。目前国家在这些区域共设有11个一类口岸，8个二类口岸和90多个边民互市通道、100多个边民互市点。口岸、通道涉及到的城市（镇）有20多个。边境口岸的作用比较独特，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商品和资源的进出口中作用更大，但云南要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要求，提升边境区位的价值，显然现有的口岸的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远远不够。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是1989年全面恢复的。迄今，除国家开辟了东兴等4个国家一类口岸，峒中等8个二类口岸外，地方政府对越南开辟10个通商口岸、49条便道，边民边境贸易点有44个。但除东兴、凭祥人口稍多以外，其他口岸均为规模很小的村镇，人口少，设施落后。这样看来，能够发挥增长极作用、提升边境区位价值的城市非常有限，它们普遍面临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水平低 　　 由于历史、社会、政治因素的长期影响,边境地区的城市建设滞后,城市化总体水平低。以云南为例，8个边境州市除西双版纳州外,城市化水平均低于省内平均水平和全国水平，是云南省乃至全国城市经济最不发达的区域（见表1）。 　　2、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一是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通关能力弱，一些口岸甚至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要；二是互市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