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共 产 党探索革 命新道路的苦难与辉煌.pptVIP

中央苏区的145个村庄被完全摧毁，惨遭杀戮的人数达到70多万。 在突围行动中，牺牲的主要领导人有： 何叔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检查委员（59岁） 瞿秋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36岁） 贺 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29岁） 梁柏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36岁） 毛泽覃——苏区中央局秘书长（29岁） 李才链——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21岁） 周以粟——《红色中华》报主编（37岁） 阮啸仙——赣南军区政治委员（38岁） 刘伯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40岁） （三）留守苏区的红军惨遭“清剿”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刘伯坚的《带镣行》 三、由苦难走向辉煌的转折：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创立 （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7年6月，毛泽东召集“马日事变”后逃亡到武汉的湖南乡亲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家乡去，提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的主张。 “上山”的主张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形态。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认为农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正处在“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农民秋收暴动。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南下广州的错误，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建议“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纵然是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立政权。 在秋收起义过程中，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时，毛泽东决定“转兵”，率起义部队“上山”，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经过三湾改编，10月底，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相继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 一方面，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 另一方面，则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 第一，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了统治阶级内部不和，军阀长期混战的现象，就有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那种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决定了小块红色区域能长期存在，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即枪杆子，这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或红色政权建设。 主要形式→武装斗争 基本内容→土地革命 主要依托→农村根据地 （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全党工作中心应放在哪里 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中的作用应如何估计 “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 1929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出：“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召开的古田会议，为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 对革命形势存在着比较悲观的情绪，认为革命高潮不会到来，应该将红军队伍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散向农村，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队伍以隐匿大的目标。 在1929年5月18日的瑞金会议上，林彪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在农村中建立红色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他提出以“流动游击”影响群众来代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待发动群众到一定程度，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就能取得胜利。 1930年1月，毛泽东 给林彪写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党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