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秋《中国当代文学史》导学资料四（第八章到第十章）.docVIP

北语11秋《中国当代文学史》导学资料四（第八章到第十章） 第八章《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的“小说时间”是自1975年至1985年。这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年，是从万物不生的“浩劫”到神州大地欣欣向荣的十年。它横跨中国当代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描写的“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平凡的世界》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描写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下来”，描写重大的历史转折所引起的社会心理的波澜和人的命运的变迁。《平凡的世界》属于《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心理历史小说”，即“现代史诗”。赵树理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翻身和翻身的挫折；《平凡的世界》则是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 　　《平凡的世界》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十年间中国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农村、城市、官场、学校、矿山……规模宏大，结构开放，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过渡到另一个场景，由一个情节蔓生出另一个情节。不过，在这里支撑小说的并不是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是处于变动状态的深刻的社会心理。 　《平凡的世界》中的社会心理存在超越了单一状态，具有复杂的性质。一个个的心理存在之间，克服了绝对对立状态，相互隔绝的两个世界化作了一个“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描写了“新文化运动”波及原上，白鹿村青年一代接受了“个性解放”——常常表现为“婚姻解放”——的影响，走出家庭，走进城市，投入“新文化运动”。此间，鹿兆鹏、白灵等都表现为对于家族，对于“白鹿文化”，对于儒学的反叛。鹿兆鹏首先将家庭文化定为“封建”， 并且对其表现出坚决革命的态势。他以革命家的口吻说：“乡村里还很封闭，新思想的潮水还没卷过来。”而“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革除封建统治……” 生长在白鹿神话故乡的白灵，是白嘉轩家门和心灵上的唯一爱女，幻想中的白鹿精灵。她随着辛亥革命降生，是“革命”的产儿。她得风气之先，成为“新女性”。她性格中最为强烈的特质就是“反叛”，生活中没有她不敢说的，没有她不敢做的。她上学第一天起，就几番制造恶作剧，戏弄徐先生。她自行进城学“西学”，父亲寻到她，她拿大铁剪子支到自己脖子上，以死相逼。此刻，白嘉轩似乎面对的不是爱女，“而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白家的家庭秩序在这个爱女面前已被打乱，子辈同父辈呈现对立状态。　　《白鹿原》不是像鲁迅、巴金那样正面描写这些具有“革命”思想的“新青年”对于家庭的反叛。它不用“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去描写“新文化运动”，没有从“革命”的角度去描写“革命”。　　《白鹿原》描写了白鹿原“新青年”所接受的“新文化”的外来性质。白鹿村的青年一代原来都是在儒式学校接受儒学教育。他们随着“新文化”潮流走进“洋学堂”，接受“西学”教育。他们在吸收西方“个人本位”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反叛的思想，对东方“伦理本位”文化实行“革命”。鹿兆鹏向黑娃宣传个性解放思想和国民革命理论时，土生土长的黑娃听得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问：“你从哪儿趸来这些吓人的说词？”　　《白鹿原》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新文化”涌入白鹿原，同白鹿原固有文化的冲突，反映了发生在原上的这场东、西文化的剧烈冲突。把握两部作品的史诗构造、史诗主题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平凡的世界》与《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关系；《白鹿原》与《战争与和平》的平行关系 《平凡的世界》中黄土地儿女所体现的黄土地精神；《白鹿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塑邓友梅的《烟壶“浩劫”过后，面对百孔千疮的现实，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加之改革开放后，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在相当一部分国人中，民族自信心减弱，甚至丧失。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大地滋生、泛滥。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回应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国内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王蒙的《相见时难》描写了上述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社会思潮的冲突。张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议，并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为了向千千万万的同胞转达对美国的了解、认识，她写了一组“访美散记”。 张洁的“访美散记”触及了敏感而重大的关于“自由”的问题。邓友梅的《烟壶》（1984）和冯骥才的《神鞭》（1984），都将民俗民情升华为民族精神、民族气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八十年代初叶的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张洁和张贤亮、王蒙等中年作家表现为对于有历史感的“土地”的思想的坚守。而王安忆、阿城、郑义等青年作家则表现为对于东方文化的坚守，从而形成一个自觉的寻根思潮。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形成高潮。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已从两极格局转为多极格局。而美国国内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却在加强，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的情绪也在加强。他们一再在中国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