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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贸易中企业社会责任与最低工资 　　在多边贸易中,由人权或者权益导致的摩擦越来越多,由此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在贸易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最低工资由于一方面与劳动者权益相连,另一方面又与劳动力成本、产品竞争力紧密相连,所以对最低工资的地位及水平的确定更显复杂。这种两难的局面体现在SA8000的相关规定中,也体现在政府的政策规定之中。 　　 　　一、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的最低工资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活动。 　　在国际贸易中,借助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来提高最低工资,是发达国家提高欠发达国家产品成本,削弱欠发达国家产品竞争力的一种手段。这种做法正如在一国国内工会成员要求提高非工会成员的最低工资,以及美国历史上发达的北方要求欠发达的南方提高最低工资一样。其目的就是在产品可替代的情况下,通过最低工资的强制实施,增加欠发达者的产品成本。由于这种增加最低工资的做法,在经济的目的性上过于“赤裸”,因此往往遭到抵制。但是,一旦最低工资的增加被蒙上了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血汗工厂、保护劳动者权益等温情面纱以后,其推行的麻烦就有可能大为减少了。以企业责任运动(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Movement)为例,它强调可以通过抵制,标签化,社会责任投资等手段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进而对企业的行为造成影响。其中标签化工具源于南亚儿童苦役联盟。该工具通过在地毯上打上认同标签,告知消费者,该产品的生产者至少拿到了生产当地的最低工资。当最低工资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内容时,往往会和国际贸易挂钩。比如当美国威胁取消贸易优惠政策后,印尼在1994年就宣布将它的最低工资提高了29%。1936年,旧中国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26号公约(即1928年《最低工资确认机制公约》),该公约在1983年被中国政府审查后予以承认。公约指出:要求承允制定或维持一宗办法,以便能为那些在无法用集体协议或其他方法有效???定工资,且工资特别低廉的若干种行业中工作的工人,确定最低工资。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中国共批准了25个。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1月25日批准的1981年第115号《职业安全与健康公约》。这些公约涉及到劳动管理、职业健康、女工和童工权益、劳动年龄等诸多议题。其中,旧中国签署的第7、第15和第59三个有关最低劳动年龄的公约曾在1999年被中国的宣布退出。而关于最低工资的另外两个重要公约:131号公约《特别参照发展中国家情况确定最低工资公约》和第95号公约《工资保障公约》则未获得批准。相比较而言,同为发展中国家,东亚的印尼(18个)、印度(43)个、泰国(15个)等批准的公约比拉美的墨西哥(78个)、巴西(95个)、阿根廷(75个)、智利(60个)等国要少许多。这可能与两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与传统文化区别有关。在东亚,比如日本(48个)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调温和的专制主义,因而对突出与集体对抗的个人权益的劳动权较为淡化。 　　 　　二、多边贸易中最低工资推行的缘起:劳动者权益 　　 　　在国际经济中,最低工资是与劳工标准、血汗工厂、贸易摩擦和企业社会责任等话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就中国而言,改革初期,借助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并多年保持贸易顺差。这种格局的形成,自然招致贸易逆差国家的制约与其他竞争性国家的追赶。贸易摩擦的焦点正在转移,内容更为复杂。摩擦的内容由最初强调关税壁垒,到绿色壁垒,再与劳动权益(含涉及最低工资的相关内容)、人权相关联。从转变的轨迹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关节点在于,关注的重点从关注物转变为关注人。比如,在关税壁垒中,根据本国产业发展的需要,针对具体的行业和物品进行征税。在绿色壁垒中,也是针对物品提出进一步要求。然而,在最近与人权挂钩的贸易摩擦中,重心则向物中所蕴含的剥削、是否人道等事关人权、伦理道德等看似非经济因素转化。 　　在发达国家,政府与工会组织在面临就业压力之时,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提出质疑。认为,发达国家产品的滞销和工人失业的加重,是受到欠发达国家工人过低工资所造就的低成本优势冲击而成的。而这种低成本优势,以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来看,则建立在侵犯工人权益的基础之上。这种劳工标准的差异化,形成了低工资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倾销”,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但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基于国情差异,对劳工标准则有不同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激进学派的理论指出,欠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