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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退出与呼吁机制研究 　　[摘 要] 家族治理在我国私营企业乃至股份制企业中广泛存在，对于家族治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社会信任、文化传统、制度变迁、法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本文从退出与呼吁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家族治理的各种模式，指出家族治理实质上是家族企业在具体经营模式和社会环境下的退出与呼吁机制有机结合的必然和理性选择。 　　[关键词]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退出与呼吁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9-0012-03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批准号：J06X83) 　　[作者简介] 张传洲，枣庄学院财经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山东 枣庄 27716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族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家族治理模式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人们曾经从主流经济学观点出发，认为家族治理是一种落后的、无效率的治理方式，并提出家族企业应逐步从家族治理模式向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演化。但是正如Alchain (1950)所揭示的，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不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组织会最终被淘汰，如果家族治理是一种落后的、无效率的治理模式，那么长期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使家族治理的企业销声匿迹。但是，家族治理模式不仅仅在我国而且在东南亚国家甚至欧美国家都广泛存在着，家族企业其“家族治理”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必然的逻辑。 　　国内外学者从社会学、传统文化、制度变迁乃至法律层面上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福山(1998)认为华人企业的家族治理与华人社会缺乏社会信任关系密切相关。他认为，华人家族企业通常活力旺盛，利润可观，可是当他们想要进行公司制度化，以实现永续经营的目标时，却面临很大困难。企业多半不愿意引进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们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了。因此，福山认为低信任度是华人企业采用家族治理的根本原因。同样，国内学者李春来(2002)也认为家族治理与泛家族主义的文化高度相关；卢福财和刘满芝(2002)认为关系主义、家族信任是华人家族企业的基本逻辑。因此，从上述文献可以得出政策建议??即注重社会信任的环境建设。 　　余立智(2002)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由于高昂的制度变迁成本――包括存量资产在家族成员间分割所产生的摩擦成本，代理合约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代理成本等等，家族企业对外开放产权的进程受到限制。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需要一系列专业化的制度安排(比如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职业经理人市场等等)和讲求诚信的文化环境建设来化解。 　　而LLSV(1997)在《公司治理的一个综述》指出：各国对于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存在巨大差异：成功的公司治理体系(如美、英、德、日等国)依赖投资者法律保护和所有权集中的某些组合；而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法律本身或实施过程存在某些问题导致对投资者缺乏实质性的保护。得出结论是：所有权集中程度与投资者保护程度将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随后LLSV(1999)用49个国家的数据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他们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国家保护程度处于最低水平，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不同的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越薄弱的法律保护。该学说被称之为“法律重要”(Law Matters)假说。该假说对于家族治理的解释是：家族治理之所以存在，要么是家族担心被管理者索取而不愿意分散股权，要么是家族无法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股权。Burkart、Panunzi和Shleifer(2002)在《家族企业》一文中建立了正式的模型，刻画了法律保护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若法律保护体制能够成功的限制对小股东的索取，则大量运用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是一个均衡结果；若在中等保护程度的法律环境下，职业经理人仍会得到任用，但是家族人员将保留大部分股权以监督经理人；在法律保护薄弱的情况下，所有权将不会被分散，职业经理人也不会得到任用。 　　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社会信任，还有法律保护等等各种解释，实际上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家族治理较之于现代公司治理仍是效率低下的。上述理论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改进确实有重要意义的借鉴。但是，纵观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家族治理仍是当今企业治理选择的主要模式，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存在就必然有合理和有效率的原因。本文试图运用阿尔波特?赫尔曼的退出呼吁理论对于家族治理的合理性作出刻画，以期对家族治理作出有意义的解释。本文的第二部分将会对阿尔波特?赫尔曼的退出呼吁理论加以阐述；第三部分结合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