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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草原文化艺术活力跨文化解读 　　 如果说草原是艺术的摇篮，艺术就是草原人飞动的魂魄。辽阔的草原为艺术的历史所充盈，艺术的内涵由草原的多彩所蕴籍。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主源之一的草原文化，因思维方式、民族特征和人文追求、价值取向而显示了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有别又互补的艺术活力。 　　 　　 一、敦煌莫高窟的“变文”变出了明清四大奇书 　　 　　 草原文化的艺术活力，既表现为精神思维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又表现为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草原地带是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对外接触的前沿，因而在古代中国“西阻于山、东阻于海”的情形下，这个文化区通过一些交通孔道，成为外来文明传向中原的中介站。影响重大的例子如从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的印度佛教内传，就是以西域和北朝的一些少数民族为中介的。以“佛教三大石窟”而言，大同云岗石窟建在北魏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龙门石窟建在北魏后期首都洛阳，都是鲜卑族拓跋氏以国家之力和民间之力开发出来的信仰特征和艺术杰作；敦煌莫高窟则建在丝绸之路东段的要冲，是西北各少数民族聚居、中亚商贾往返的地方。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井上靖先生游历丝绸之路，发出了如下疑问：“在一片荒漠之中，数以千计的石窟，数以万计的佛像，无以计数的经卷，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制造了这一切？”他的这些话后来被演绎成了著名的日本电影《敦煌》。（殷志江《徒步丝绸之路，一个无关景点的旅游故事――韩国教保2005东北亚大长征之片段》，《小康》2005年第12期第76页）我们认为这个电影的幕后音应该加这么一段话才更见深刻：莫高窟里发现的大量壁画和汉文写卷，包括宗教经卷、变文卷和诗词杂赋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写卷，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华敦煌文化遗产，并影响了这个伟大文明古国的文学走向。 　　 1920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我国研究敦煌变文的拓荒之作《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7年，我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现代作家郑振铎先生出国游学，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竟是敦煌文书。1929年，他发表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期的《敦煌的俗文学》一文，明确提出了“变文”的名称。他说：“何以为之“变文”？那正和盛行于六朝、唐的‘变相’相同，都是演绎佛经故事的。”这一通俗文学形式长期被湮没，直到敦煌藏经阁发现大批手抄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1932年底，郑先生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其中包括了被称为中国最崇高的三大成就之一的“变文”。1938年正式出版《中国俗文学史》时，他又专门将《变文》作为一章进行详细论述。在评介唐代俗文学时，他将重点和取材放在佛曲与变文上。仅“变文”就用了一个章节共90页的篇幅，盛赞它们“气魄宏伟”、“想象丰富”。关于变文的分类，他认为一类关于佛经故事的，可分为严格的说经和离开经文而自由叙述的；一类为非经文故事的，也可分为讲唱历史的或传说的故事与讲唱当代的有关西陲的“今闻”，如《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王睿颖《郑振铎与敦煌俗文学研究》，《文史知识》2008年第2期第116~117页） 　　 令我们叹为观止的是敦煌遗产中的变文，即佛教俗讲的开拓性、世俗性贡献，居然孕育出中晚唐寺院和民间流行的说唱形式。它以雄伟奇丽的天地三界的想象力和韵文、散文交错的表演技巧，深刻地影响了宋朝“勾栏瓦舍”的说书艺术，最终在文人的参与下变为明清时代的话本和章回小说，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和《今古奇观》为代表的奇书系统。草原民族西域艺术的内移，首先进入中原民间文学系统，并最终改变了宋元以后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见杨义《画一幅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下，《人民政协报?文化周刊》2002年2月19日B3）这是何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互借、宗教互容和文化创新啊！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以原创推进兼融，以兼融壮大原创，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原创与兼容互为表里的艺术文化哲学，不同凡响的艺术奇葩由此绽放。 　　 　　 二、雄视百代的旷世奇才李白从西域走来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中原文化艺术的定力之外，尚存在着生机勃勃的西域文化艺术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一种充满野性活力的新鲜血液。如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乐府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乐。（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87页）又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咏诵胡旋舞的诗篇《胡旋女》流传至今，传诵不衰；元稹的《法曲》诗赞扬：“女为胡妇学胡妆，伎为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洋溢着欣赏之意，可见盛唐胡乐、胡舞、胡服风靡一时。“大唐雅乐”所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