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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实证分析 　　【摘要】 以中国为例分析了实际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四个因素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运用OLS以及协整分析,得到交通运输能力和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扩大。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对FDI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李平、高峰(2003)在理论上重构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FDI的流入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冼国明、严兵、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的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张长春(2003)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推断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主要指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后者则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和科教水平等方面来衡量。 　　谢正勤(2003)在张长春结论的基础上,考虑到模型的可信度、变量的量化、数据的获得等限制,选取了苏南四市并选取GDP、累计FDI、职工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校在校生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等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除固定资产投资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外,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外商投资水平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和高校在校生比重对吸引FDI有相反的影响。 　　本文选取实际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四个解释变量来分析它们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交通运输能力和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 　　 　　二、模型建立 　　 　　我们采用1980～2006年数据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解释变量。其中,汇率(hl)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工资水平(gz)采用的是人均平均工资;交通运输能力(jt)是采用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总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采用平均每万人中高校大学生数量。 　　为了验证每个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以及估计的系数是否具有预期的符号,我们先采用OLS对自然对数形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1: 　　 　　数据显示R2接近1,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但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所以,下面我们进行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特征,我们采用Augment Dickey Fuller (ADF)的单位根法来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水平。对于任意变量Yt,检验零假设Yt～I(1)相当于检验 是平稳的。用ADF方法对样本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五个变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I(1)序列,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 　　接着我们使用Johansen和Juselius等人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首先必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即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令Xt表示lgyt、lzyrs、lzc构成的列向量并进行VAR模型设定。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四阶,从四阶依次降至一阶来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并用自相关LM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JB检验(Jar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二阶的VAR模型(以下用VAR(3)表示)整体及各子方程拟合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不存在自相关且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确定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用Johansen方法的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方程(2)表明了1980年-2006年间的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以上结果表现在样本区间内,模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工资水平 (gz)、实际汇率(hl)、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和交通运输(jt)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如预期的一样,实际汇率、交通运输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的相关性,工资,劳动者教育水平对外商投资有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