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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作者：董坤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承认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赋予其防御权，以保障被追诉人有排除国家机关的不法指控并进而影响程序运行方向的机会，在这一法治思想的孕育下辩护权应运而生。“可以说，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田口守一，1997：432)由于律师辩护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为此，世界上众多国家已将律师的辩护权从审判阶段延伸到审前的侦查阶段。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两次大修，我国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诞生之初的侦查阶段排斥辩护权的介入；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订，律师可以以法律帮助者的身份参与到侦查阶段提供法律服务；再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律师直接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侦查的三个渐进式发展阶段，中国律师辩护权的场域也完成了从审判阶段到审前侦查阶段的转型。　　伴随着律师辩护权所涵摄的诉讼阶段的前移，由此所衍生出的问题也接踵而至，特别是就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比较模糊。立法上的模糊造成了理论研习上的分歧和莫衷一是，否定者认为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