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不居的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doc

变动不居的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赴欧考察报告之三陈卫东 刘计划 程雷自1988年新刑事诉讼法典通过之后，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作为两大诉讼模式相混合的试验场受到了国际比较法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有学者甚至将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改革称之为二十世纪比较刑事司法领域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意大利在1988年刑诉法典中吸收了部分对抗制因素，弱化了法官对庭审的主导权，限制法官审前接触案卷的范围，强调控辩双方对证据调查的积极作用。这种改革方式与我国1996年进行的庭审方式的改革如出一辙。由于两国改革中的某些相似之处，也出于对意大利混合式诉讼模式的浓厚兴趣，2004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中心组织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项目考察团对意大利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考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对对抗制诉讼模式进行借鉴的利弊得失；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近期变动情况及其原因，1988年改革的方式与实践情况等问题上。希望通过这种考察为中国未来混合式诉讼模式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意大利刑事程序改革的主线：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 梳理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发展脉络时，主要涉及到上个世纪的两部刑事诉讼法典，即1930年法典与1988年法典，和两次宪法修改，即1948年宪法的制定与1999年宪法正当程序改革。关于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将在以下相应章节中分别介绍，在本部分着重阐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大致脉络。法西斯统治时期产生的1930年法典（Rocco Code）并非完全属于纠问制构造，当时法典制定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制的某些因素，大致形成了审判阶段的对抗制，而审前阶段保持纠问制的混合形态 [1]。大致看来这部法典的主要构造为检察官在审前阶段行使强制处分权，保留了秘密预审阶段，实行卷宗移送制从而造成了法官的先入为主。在庭审阶段强调平等对抗，交叉询问与言词原则，当然法官具有主动调查证据的权力。但由于审前阶段纠问程序的巨大影响，使这种试图建立纵向混合制度的努力很难实现，庭审演变为了对审前调查结果的进一步确认，程序进行中的书面性特征十分明显。二战结束后，意大利于1948年制定了新宪法。在这部现行的意大利宪法中，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对1930年法典进行了大幅度反思与改革。在这部宪法中确立一系列现代诉讼原则与理念，为其后刑事诉讼法的重新制定确定了方向。如宪法中规定了辩护权不得侵犯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法定法官原则、起诉法定原则、对限制公民自由的强制措施实施法官保留原则。随着这些现代性诉讼原则与理念在宪法中的确立，意大利需要重新制定刑事诉讼法以回应宪法的修改，但这一过程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在四十年之后，也就是在1988年新刑事诉讼法法典才得以完成。当然在此期间，议会也通过颁布一些单行法对1930年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宪法法院通过判例对意大利的诉讼程序也进行了部分调整，但这些努力并不能代替1988年新法典的出台。1988年法典的出台再次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创造了条件，因为在1988年法典中很多保障人权、借鉴对抗制因素的改革超过了1948年宪法的规定，如1988年法典规定的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与宪法中规定的“起诉法定原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直接冲突；1988年改革的另一突破就是增强了控辩双方对程序的控制权，相应地减少了法官的主导权，这种证据权利的转移在当时的意大利宪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这样作为下位法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就与作为上位法的宪法发生了冲突。这种法律位阶的冲突促使着立法机关进一步修改宪法。1999年修改宪法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保守的宪法法院对1988年改革成果的抵制。宪法法院在1992年作出的三个判例使1988年法典改革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意大利刑事司法状况与人权保障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 [2]。另一方面从88年法典的实施情况来看，新法典改革时确立的目标远未实现。为了巩固88年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提高意大利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水平，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唯有通过修改宪法来对抗宪法法院的一系列逆向判例。1999年11月，议会通过了宪法正当程序条款修正案，在宪法第111条增加了五款规定，列举了有关刑事程序公正进行的必备要素，进一步明确了意大利追求人权保障，完善刑事司法制度的未来立法方向。这一宪法修正案的通过重新启动了新一轮刑事程序法的修改，意大利分别在1999年、2001年对1988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并且此轮的修改并未结束，相关的改革建议仍在热烈的讨论之中。 意大利1988年刑事程序改革的主要内容与实施效果 意大利学者认为88年进行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意大利缺少一部现代化的刑事诉讼法典，虽然在1988年以前，议会和宪法法院对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