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典法律根植于民才是神圣.docVIP

潘汉典法律根植于民才是神圣 　　潘老的寓所坐落在东总布胡同,这是一条历史风味浓郁的北京老胡同,青墙窄巷。由繁华的上海忽然置身于此,恍如隔世。潘老是我们北京采访之行的第一站,故印象极为深刻:这套住房空间略小,但家具什物井井有条,室内略显陈旧,但温暖舒适、气氛祥和。墙壁上装饰着一些精致的字画,其中不乏潘老的闲暇之作,足见潘老之文化修养与细腻心思。访谈就在这墨色书香中进行着,这是一次愉快的交谈,直至华灯初上,我们才与潘老依依道别…… 　　 　　“父亲出殡时,送行的人很多,路边有人跪着磕头,搬小凳子做供桌烧香。……这给我的冲击太大了,作一个好人,为人民伸张正义,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今天很荣幸有机会能与您对席而坐,品茶畅谈,温故您早年的往事。据悉,您的父亲是律师,父亲的榜样作用对您的一生产生了无法抹去的痕???,我们很想知道您早年的这段经历。 　　潘汉典(以下简称“潘”):我父亲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毕业后在汕头任检察官,但不久便离职做律师了,因为他发现,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检察官不能很好地为民申冤。于是,父亲干起了律师,并迅速成名,担任起汕头市律师公会的会长。我小时候经历了日本对中国的欺辱,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国为非作歹,所以我有了打倒日本、打倒军阀的思想。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我多次参加游行,如济南惨案后,我就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父亲认为国民党的法律不是很清明,于法治、公平、公正还有很大的距离。于是,他要求我到日本读士官学校,国家要富强就应该当兵。事实上,这是当时救国的一个主要途径,蒋介石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父亲认为,国家独立自主是最重要的,先必须救国图存,他也希望我把国家放至第一位。我认为父亲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记:父亲的影响对您无疑是巨大的,但这种影响似乎是“弃笔从戎”,您对法律的热情是何时被燃起的,契机何在? 　　潘:这要从父亲的去世说起了。我祖籍在广州,但父亲一直在汕头做律师。父亲过世很早,死于心脏病。作为大律师,按理说是应该很有钱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在当事人的资助下,父亲才有了一副入葬的棺材。父亲出殡时,给我的印象至今不灭。送行的人很多,在往墓地去的山路上,浩浩荡荡的群众排了好几里地,有学生,有贫苦的人民。令人震惊的是,路边有人跪着磕头,搬小凳子做供桌烧香。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奇怪,后来从妈妈处得知,父亲在当地办了很多学校,那些学生有部分来自那里,而那些贫苦的人民,或者是我父亲的当事人,或者曾受到父亲的帮助。这给我的冲击太大了,做一个好人,为人民伸张正义,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同时,我还明白了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要学好知识才能主持正义,懂法律,帮穷人说话、打官司。这样我就很相信法律,感觉到法律是很神圣的。 　　记:原来如此。我们都惊讶于您精通英、法、德、日、意、俄等六国外语,这对您从事比较法研究和翻译、引进外国作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谈谈您外语成就的主要动因吗? 　　潘:谈不上精通六国语言,除了英语,其他的都不是特别擅长。学习外语和当时的国家环境及我早年所受教育有关。父亲过世后,母亲教导我说,父亲的事你都知道,你自己要努力。这促使我在培正中学里刻苦学习,培正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有很好的外语背景,校长有留美的经历。我的外语基础和中学时的这种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进入大学以后,东吴法学院英语是必修的,用的教材直接是英文版的,法语、日语、德语可以选修。东吴大学在抗战时期新开了德国法,在抗战胜利之前,我们认为不但要了解英、美,也要了解德、日,因为他们是我们战争中的死对头,必须要了解敌人。这个时候我学了德语,但德语是选修的,当时我们德语教师名叫刘庄艳,是驻德大使的女儿。这种环境给我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学习外国先进东西的动机是我的主要动力,在东吴我看到许多书都是日文的,而日本人是引用德国的,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看德国人的著作呢?学习其他语言也有这方面的动机。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主要功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法律观点,这个机构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法学界脱胎换骨的一个枢纽,是一个转折点。” 　　 　　记:能够到北大教书是一件让人企羡的事,但我们想知道,您的旧法背景有没有给您的教研工作带来什么不利的冲击? 　　潘:没有。我虽然身在旧中国,学在旧社会,但我的思想还是追求上进的。国民党的腐败我是很清楚的,我在上海租界读书的时候就有强烈的不满:为什么我们国土上的法律要受英美的控制,为什么要会审公廨?对国民党的不争气,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其政治的腐败更加剧了我们的离心力。 　　记:那么当时对旧法人员的改造是怎么样的? 　　潘:这要区分对待,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新中国是拍手欢迎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