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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结果作为既遂标准新思考 　　摘要：中国刑法对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判断标准未作出明文规定，刑法第23条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就成为理论界解释犯罪既遂在逻辑上的法律依据。由于对“未得逞”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围绕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就产生了诸多主张。通过对现有犯罪既遂标准的分析论证，得出应当以体现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结论。 　　关键词：犯罪既遂；犯罪结果；犯罪既遂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241-03 　　 　　何为犯罪既遂，中国刑法未作出明文规定，刑法第23条关于犯罪未遂的界定，就成为理论界解释犯罪既遂在逻辑上的法律依据。然而，由于对“未得逞”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围绕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就产生了诸多主张。尽管目前“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种通说，但因其自身存在的缺陷，理论界对其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犯罪既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本文拟以通过对犯罪结果的重新理解为切入点，结合法益损害说，对犯罪既遂的标准作进一步探讨，诚请同人批评指正。 　　一、对现有犯罪既遂标准的述评 　　（一）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 　　该说以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志。同时认为，由于中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有不同的规定方式，又可将犯罪既遂分为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等不同类型的犯罪既遂形态，不同类型其既遂的标准又有所不同。 　　尽管“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已成为一种通说，但其存在的缺陷却显而易见。 　　首先，该说赖以主张的逻辑前提不正确。该说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中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初看，通说的这种观点似乎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而又统一的标准――在判断各种具体犯罪是否达既遂的时候，只要看其是否符合分则相应犯罪的规定即可。但当我们翻开刑法分则条文具体规定的时候，却并不能发现各种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实际上，刑法分则的规定是否??以犯罪的既遂形态为模式，这一点尚有待论证。以最常见的故意杀人罪来说，中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从这条规定来看，我们丝毫看不出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标准是什么。尽管大家一致认为，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标准应该是被害人的死亡，但那也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而非法律的直接规定。该说以一个尚待证明的命题作为论证的前提，很难让人相信其结论的正确和真实[1]。 　　其次，该说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理论界限。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整体。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因此犯罪构成是解决犯罪是否成立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而犯罪既遂属于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停止形态，解决的是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以何种状态停止的问题，它解决的是在罪的基础上影响量刑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该说用犯罪构成来界定犯罪既遂，混淆了犯罪形态与犯罪成立的关系，并且容易引发“构成要件齐备”是犯罪既遂还是成立犯罪的疑问。因此，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不宜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2]。 　　最后，该说根据自己对各种犯罪行为既遂状态的理解，将犯罪既遂分为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等四种形态。然后，反过来又以这种既遂犯之分类来解释犯罪既遂区分标准的合理性，形成了不合理的“循环论证”，并且违背了标准的唯一性这一理论研究的起码要求。 　　（二）犯罪结果发生说 　　该说以犯罪行为造成法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既遂的标准。依此主张，实行故意犯罪并发生犯罪结果的是犯罪既遂，未能发生犯罪结果的是犯罪未遂。犯罪结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结果指刑法规定的特定犯罪的法定犯罪结果。它是较为抽象的、一般性的。狭义的犯罪结果是特定的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结果，即目的结果，它是特殊化的，具体的。狭义的犯罪结果说与犯罪目的说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结果也就是行为人所要达到的犯罪目的。该观点认为，这里的犯罪结果指的是广义的犯罪结果，即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特定危害结果，所谓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完成犯罪，并发生了特定的法定犯罪结果。该观点还认为，犯罪结果不仅包括物质性结果，而且还包括非物质性结果[3] 。 　　（三）犯罪目的实现说 　　该说以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作为既遂的标准。达到犯罪目的的是犯罪既遂，未达到犯罪目的的是犯罪未遂。但以犯罪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弊端显而易见。首先，同一种犯罪的犯罪目的在不同的犯罪主体上会有差异性，以犯罪人所追求的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并且，某些犯罪的犯罪目的具有多层次性，以哪一层次的犯罪目的为依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