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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对国际贸易盈余影响 　　摘要：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者贸易赤字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常见，对于不同国家的贸易盈余或者贸易赤字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人口结构这一经济发展中最常见的经济变量。将基于国民收支恒等式和生命周期理论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贸易盈余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结构 贸易盈余 生命周期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067-02 　　引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同美国或者说东亚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研究。二战后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处在美苏争霸前线的日本得到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再加上日本原有的经济实力，日本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在其后的二十到三十年中保持了巨大且持续的贸易盈余，但日本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出美国连同其他几个欧洲的老牌经济强国同日本和德国签订了逼迫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的“广场协议”再加上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试产泡沫后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停滞阶段，但即使日本的汇率上升或者说日本经济的发展变缓，但日本仍然保持着对美贸易的顺差。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总体上采取了类似东亚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的经济也在开放中快速的前进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鼓励出口和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中国的出口增长的更加迅速。在国际分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条件下，中国凭借自身庞大的劳动力以及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加工贸易型的公司落户中国，从国外进口核心部件，在中国生产和组装，然后向世界出口。从此中国的贸易盈余尤其是对美的贸易盈余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注意，美国也多次就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采取过贸易上的和政治上的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随后美国在中国的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但即使中国的汇率由过去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上升为1美元兑换将近6美元的人民币时，中国对美的贸易仍然未有所减少。从这些问题上看，很可能中国同美国以及日本同美国之间的贸易盈余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汇率上的问题。本文将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盈余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对于人口结构对贸易盈余的影响，大多经济学家都是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生命周期理论最早是由Modigliani（1970）提出的，Modigliani假设个体在其一生当中要经历不同的三个储蓄和消费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童年时期，个体在童年阶段并没有达到工作年龄，所以童年的个体消费将大于他们的收入，这就导致了这一年龄阶段的负的储蓄率。第二个阶段是个体的工作年龄，个体在工作中赚的收入大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从而形成了经济体中的大量的储蓄。第三阶段是个体退休后，个体的储蓄率再次成为负的。因此，不同经济体中不同的人口结构将会导致不同的储蓄率。Carroll（1997）强调了预防性储蓄率的不确定性在生命周期理论中的作用，同样退休和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老年人不储蓄是加了重要的影响。Carroll同样也强调人口结构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公共储蓄率。经济中被扶养人口的增加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会通过增加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其他方面的公共开支对公共储蓄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中的老龄人口的增加是财政恶化的主要原因。如果政府不改变财政预算，政府的储蓄就会下降。当经济中老年人口增加时，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的收入就会减少反而对被扶养的老年人口的支出增加。扶养率的上升同样会对国内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低的劳动力增长和低的产出增长预期将会减少投资的报酬。除非技术创新过程加快，不然国内投资的需求就会降低。Soyoung Kim 和Jong（2008）认为，经常项目对储蓄和投资不平衡的调整程度严重的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在封闭的经济体中，总的储蓄和总的投资是一起发生变动的。所以经常项目是不会发生变动的。相反在一个小的开放的且资本流动十分充分的经济体中，储蓄率的增加将会通过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值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在前两种情况的中间情况下，实际储蓄率的上升以及投资率的下降将会导致经常项目的恶化。在实证分析方面，Tryggvi Thor Herbertsson（1999）认为，从国民收入等式和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出发使用了84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国民收入恒等式为建模基础对人口在决定国际贸易收支盈余中的是否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进行了实证分析，这里它使用WDI中15~64岁得工作年龄人口作为人口结构变化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人口结构变量对国际贸易盈余有着正的显著的影响。Henriksen（2002）认为，一个国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