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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晋冀鲁豫边区开展信用合作时代背景与政府政策 　　内容提要: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民众为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形式,并得到中共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与扶持。本文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拟对边区政府和银行开展信用合作工作的时代背景、政府政策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晋冀鲁豫边区;时代背景:政府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6-0147-04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开展的合作运动为了解决农村经济困难,期望合作社能够巩固农民与中共之间的联盟,巩固根据地政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在边区开展了以生产为主的合作运动,由于信用合作社的创办比较晚、规模小、数量少的缘故,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1],对晋冀鲁豫边区的信用合作工作未有论及。鉴于此,本文拟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围绕当时的信用合作组织发展的时代背景、政府态度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做一粗浅论述。 　　1?开展信用合作工作的时代背景 　　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最大一块抗日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和冀南四个行政区。它位于陇海铁路以北,正太、沧石铁路以南,汾河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横跨晋、冀、鲁、豫、苏五省各一部分的巨大梯形地带。晋冀鲁豫边区以分散的、个体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一方面,边区在抗战前物产资源较为丰富,其中棉花产量较高,矿产资源尤其是煤层、铁矿等较为丰富;另一方面,各种自然灾荒连年不断,民众抗灾能力薄弱,尤其是战争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困难,农具、耕畜和肥料严重不足,农民生活之困苦不言而喻。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斗争中,边区军民在财经战线上,如同在军事、政治战线上一样,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民众为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形式。下面从三个不同角度来分述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展信用合作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效能性。 　　从农民生活困苦的角度来看开展信用合作工作的重要性。晋冀鲁豫边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相继开展了减租减息、借粮反霸、反奸清算与废除封建旧债等运动,削弱了封建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但在当时日寇的不断扫荡、国民党军的持续内战与连绵的灾荒的历史条件下,边区农民的生活依然极端困苦。而农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在信用社产生以前,农村金融是在三条彼此平行的道路上发展:一条是农民相互间的小额互借,这不能解决生产问题,只能部分地缓解生活中的急需;第二条是政府和银行直接发放的生产贷款,由于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以致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而且不能做到贷还及时,随收随贷;第三条是合作社不自觉的存放款、存实贷实、投资等,未作为自觉业务,不经常不普遍。农村信用合作运动是合作事业的一部分,是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利用经济关系组织民众、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有力手段。通过农村开展信用活动,劳力互助与资力互助相互结合,解决了“有人无钱,闲人;有钱无人,闲钱”的问题,也解决了农民过去因青黄不接而酿成“一文钱逼倒英雄汉”的家庭事故,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痛苦[2]。因此,发展边区经济,把弱小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发展并扩大合作社的信用业务就成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一个迫切的战斗任务。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标志着合作社业务的扩大,也标志着边区发展生产的活跃。 　　从农村旧有的金融组织和农民融资渠道的角度来看开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的必要性。早在抗战以前的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共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农民借贷停滞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中共在实行废除一系列封建债务的政策以后,农村曾出现过“利息过低,富人闭借,农民不利,各地得斟酌情况规定利息为一分至一分五厘或其他相当利率”[3]。抗战以来,晋冀鲁豫边区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之后,私人借贷机构和旧有的金融组织纷纷倒闭,地主和富农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农村金融周转迟缓,由旧的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借贷关系几乎陷于停顿,而代之而起的新式借贷关系尚处于萌芽时期,亟待扶植,致使农村金融陷于枯竭,农户融资渠道受阻,告贷无门,一般群众感到“过去不好还能借贷”,现在好,可是“撅起屁股没人打”[4],广大的农民因缺乏生产资金而陷入破产状态。抗战胜利后翻身贫雇农民经过土改,取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想走上“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之路,但底子很薄,种子、农具和牲畜仍显不足,经不起灾荒、疾病、婚丧等的袭击。因此,他们渴望得到资金扶植,急需一种适合农村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