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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安全与健康供给社会管制研究 　　摘要:以行政问责、矿产资源整合、区域性停产整顿等方式遏制矿难,见效不大。矿主是安全物品供给主体,但缺乏强迫矿主为矿工提供安全与健康物品的制度安排。只生产矿产品不生产安全与健康物品,让矿工承担成本而矿主增加收入属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时的政府管制应定性为保护矿工基本人权的社会管制,必须通过社会管制强迫矿主供给矿工享用的集体物品而阻止矿主的不当收入。 　　关键词:矿业;安全健康;外部性;社会管制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5-0039-08 　　 　　对于令人痛心的矿难,近年来在理论界强调通过行政问责方式予以根治。在实践中一旦发生矿难,则会对相应的省长、县长直到基层的乡长、镇长予以免职。学者总结了矿难问责的依据,即“政府负责人未能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没有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关系,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未能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1]以这些抽象原则的依据去问责于相关领导者,显得有些牵强。个人的责任应当有具体义务规范的界定才能左右预期行为和检测出轨程度。然而,对于矿难的行政问责相当于球场运动员在比赛中伤了对方的球员要追究裁判的责任一样,因为没有因果联系而很难认定裁判的具体责任。这就必须在区分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的身份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明晰运动员的责任,即矿主的责任。明晰以后可以看出,政府官员不是矿难的责任主体而是认定矿主责任的管制者。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矿主的责任而给政府的管制以合理定位。 　　一、矿山安全与健康供给的经济分析 　　(一)矿主对安全与健康供给的层级选择 　　美国安全科学家海因里希的“安全累积原理”(海因里希法则)认为: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是由日常众多微小事故累积而成的。根据这个原理,遏制矿难就必须控制矿山工作场所一切可能的风险,防止因微小事故的累积而酿成大祸,这就不能专门盯着矿难的发生,而应扩大到场所的一切安全与健康条件。因此,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应从单纯遏制矿难提升到整个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层面,让每一个职工在安全与健康的工作场所中劳动。 　　但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安全与健康的工作场所。笔者假定矿产品的市场需求是给定的,而对给定矿产品的需求就是对矿山风险需求的原因。因为在矿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矿产品与矿山风险是同时生产出来的,风险是伴生物品。如果保持矿产品需求的条件下减少或者阻止风险的伴生,则需要增加设施、改进技术、培养从业人员等成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为了利益最大化,一般不选择投入更多成本以减少或阻止风险的产生。就像企业生产污染一样,假设公共的生态环境能够成为生产过程的垃圾场,那么企业则选择可以节约成本投入的污染物的生产,让社会承担污染的成本而企业获取收入。企业能否生产污染决定于生产时的制度结构。矿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存在风险的选择与企业能否生产污染属于同样的原理――制度安排是关键。 　　当然,即使缺乏禁止生产风险的制度安排,矿主也存在着减少风险的动机。在生产矿产品的同时,有一种为矿工准备一定的防护设施、避免矿工处于危险环境、防止透水和瓦斯爆炸等方面的需求选择。这种选择,是矿主在市场自由条件下愿意做出的行为,应称为“自愿选择”。自愿减少工作危险是为了矿主的自身利益,而与利他主义无关。因为,矿井突然透水或垮蹋,矿山只能停产修复,由此产生的成本大于事前预防的投入。这说明,“自愿选择”所追求的安全属于经济性的“生产安全”而不是社会性的“职业安全”。只要不影响矿产品的产出,其“自愿选择”符合矿主的经济人理性。 　　何况,中国还有许多现存的相关制度,自由市场总是要受到不同制度规则的调控。清朝末期的《大清矿务章程》基本建立了矿业制度体系;民国时期有《中华民国矿业法》,并专门制订了关于矿场安全与健康保护的《矿场法》;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又逐步对矿业开发制度进行了完善。所有这些,都已经积淀了关于矿业场所安全与卫生的系列制度。这些制度能从许多方面对矿主的行为选择起到强制作用。诸如民事责任,如果矿工受到了伤害,依法起诉于法院或进行劳动仲裁,矿主就要向原告方支付一笔很大的赔偿费用。即使受害者这笔费用可能按工伤保险途径支付,但最终还是加大了矿主的负担。而且,矿主对矿工受伤害的支出远不止这笔赔偿费用,还有时间、企业声誉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的承担。在现存制度安排下不能完全由矿主自愿选择,矿主如果维持一个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成本,很可能就是风险的递增函数。因此,矿主应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具有进一步降低风险的需求。矿主在现存制度与自由市场的双重约束下,克制自己某些收入的形成而被迫作出继续降低风险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矿主因现存制度而已经实施的“现实选择”,是对“自愿选择”进行矫正的效果。 　　关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