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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户信用特征及原因分析 　　摘要：中国农户的信用问题一直是许多人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和金融机构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特点解决农村地区资金严重匮乏和不足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将中国农户的信用问题放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个历史背景下，从而深入研究农户信用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转型　农户信用　乡土社会　契约社会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金融交易中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不受国家保护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远远比正规金融市场重要：另一方面，农户从正规金融部门(主要为农信社)的贷款还款率远远低于非正规金融部门。理论上契约更规范、担保更完备、法律执行力更强的正规金融履约率本应更高，然而我们看到，穆罕默德?尤努斯所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款率高达98.89％，对于这一传奇历程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我国农民究竟守不守信用?基于这些疑问，本文尝试分析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农户的信用特征及其原因，以及这种特征对于农户经济行为及履约机制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在中国农村地区农民的贷款来源非常有限，大部分来自于亲戚邻居和街坊之间的熟人贷款，而且数目相对较小，主要的用途是在购买农用资料和生活消费方面，在正规融资渠道方面主要是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获得资金来源，但是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普通的农民只能望而却步。李锐和李超(2007)发现农户借款数额中有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的借款占非正式渠道借款总额的93.2％；来自正式渠道的借款只有27.2％，其中，农村信用社借款占农户从正式渠道借款总额的71.8％。由于民间借贷多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大多知晓对方的根底，既使是通过中介人，双方也都不陌生。因此，借贷方式非常简单，特别是小额借贷，有时仅凭口头约定即可完成，即使有借据，写的也非常简单(曹力群。2001)。农村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终老是乡”的“不流动性”将参与者置于重复博弈的境遇之中，“父债子还”的伦理观??与定栖社会二位一体，使得农户之间的经济行为不仅是重复博弈，甚至是永久性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置信对象将处于一种自身无法解除的“嵌住关系”之中，从而衍生出彼此的诚实守信(邱建新和童星，2006)。由此看来，农户的个人信用是一种道德化的社会资本(陈雨露和马勇，2009)。一旦农户作为一个“社会人”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其经济行为就会被视为道德品质和人格信息的一部分，并最终内化为个人价值的社会评价。然而，中国农户的强信用特征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和自我约束，这种信用机制缺乏互动性特征，因而更多的是一种以己为中心的“向内收敛”，而非基于广泛人际合作的“向外延伸”。由于农民对熟人社会之外的一切人都持普遍的怀疑，经济资源被人为地分割成无数小块，相互之间的流动与组合往往因需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难以享受到由合作与交换范围的扩展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张杰，1998)。对此，王曙光(2007)的观点是：农户并不总是诚实守信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农户的行为会呈现相互矛盾的特点，他将之称为“道德悖论”：一个人，在共同体内部(如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一个村落)，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感和良好声誉的人：然而当他的行为超越共同体的时候，他就似乎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道德感”和“伦理观念”的人，欺骗交易对象和违约。 　　在实证研究方面，既有的调查研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上分析。2005年8月，王曙光教授在山西临汾的考察后得出这样的观点：农民珍惜自己的信仰，只要有还款能力，农民肯定会尽最大努力还款。陈雨露(2009)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发现，85％的农户表示会按时偿还贷款，其中，超过半数的农户表示会尽量提前偿还贷款，债务对他们来说会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和负效用。同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还款约束大大强于正规金融。根据郭晓鸣(2004)在四川4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随机抽取243户农户的问卷中，结果显示，在2001-2003年的3年间，私人借款的还款率达到86.18％，而农户在信用社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率仅为34.13％。 　　 　　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 　　 　　中国当下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契约社会的转变。而这种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一般来说，制度变迁就是以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的进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之一。制度变迁按其动力来源可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