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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马克思交往思想在中国运用与发展 　　【摘要】 交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今天,深入探讨交往的哲学蕴涵,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助于推动当今世界和谐交往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交往思想;中国;运用和发展 　　 　　一、交往的含义 　　 　　科学地把握交往范畴的确切含义,这是探讨马克思交往思想必须开宗明义的一个根本问题。“交往”是指那些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又有内在联系的实物、信息或意义的传递和共享。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实物、信息或意义的异地传输、移动或转达;二是指资源、信息或意义的分享或共享。现代通讯理论和传播学的发展,为我们阐明一般的“交往”概念奠定了基础。 　　交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早期的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对交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并反复提到“同别人实际交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交往与生产力”、“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互相交往的人们”、“世界交往”等范畴。 　　根据上述论,可以将交往范畴的含义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交往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将全部社会交往建筑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正是人类交际超越动物交往水平的明显标志。物质资料生产本身就是对象性和交往性的统一,一切社会交往行为,只有穷根就底到变革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活动,才算是找到了根。失去了这个根,把交往活动孤立起来考虑,就会导致两个极端:一是把全部人类交往活动归结为“刺激”――反应的生物行为模式,导向行为主义机械论;二是只看到交往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意向活动,忽略了交往首先是一种客观物质活动,这就倒向心灵主义。 　　第二、人类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大类型,后者归根到底是前者的产物。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明确地阐释了一切精神交往都是物质生产和交往的产物这一基本思想。 　　第三,“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可以相提并论,实践的对象性与交往性是相统一的。 　　第四,“物质交往”体现在现实生活的语言中,“精神交往”则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不难看出,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实践基础上的符号交往问题,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精神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是一致,语言符号的交往的基础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并反过来为现实生活服务,成为实践交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交往大体上就是指实物、信息或意义的传递或共享,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概念,就是指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活动归根结蒂是一种交往实践活动。 　　 　　二、马克思交往思想在中国经历的历史阶段 　　 　　(一)毛泽东时期的交往思想 　　在对待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地交往的观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必须有必须有批判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声明,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外国建立交往关系。建国以后到六十年代末,国际帝国主义竭力反对、颠覆新中国社会主义(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迫使中国处于隔绝、孤立的状态,对外交往上只能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从六十年代末的十年时间里,对世界形式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偏差性认识,我国一度处在意识形态的癫狂偏执中,交往关系停滞不前,生产力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和束缚。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的纠正了认识上的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地做出了改革开发的政策,解放了国内的交往关系,更把中国的发展历史性的融入到了世界交往与世界历史的洪流中。 　　(二)邓小平时期的交往思想 　　邓小平的交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国内交往关系的改革和解放以及实行对外开放与对外交往的思想政策中。改革是一场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