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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回升态势下结构性隐忧 　　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的多项指标环比信号趋暖，GDP环比增速从去年四季度低谷的1.5%大幅反弹至6.8%，PMI指数更是连续五个月反弹，跨越经济周期的分界线，似乎未来中国经济已经完成“筑底”过程，处于止跌回升通道，二季度反弹力度或将超预期。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中国实体经济的剧烈收缩和震荡已经逐步减弱，宏观调控取向宜应做出相应调整：从疾风骤雨式的“危机处理”方式向逆周期的“相机抉择”过渡，在“反危机”的政策中加入更多“反失衡”的考量，注重短期增长率，更要追求长期结构优化。为此，宏观调控和政府的系统干预应该着眼于破解中国经济五大结构性失衡。 　　第一，全面推进社会建设，补齐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长。 　　2008年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从目前4万亿投资的范围和侧重点看，中国对基础设施和大产业投资的支持范围和力度，即直接服务于保增长的目标比较明显，虽然我们也相继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但是财政投入和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比例远远不够。因此，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措施应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资，特别是要发挥财政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当前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第二，实施“就业增长优先战略”，从根本上缓解结构性就业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体现为：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就业弹性由九五期间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间的0.12，2008年为0.0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挤出效应，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事实上，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变，光靠经济增长率来拉动就业，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就业增长优先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投资拉动而是就业拉动。“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而且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资源的福利因素；在目标导向上，把就业作为基本目标，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增长优先”到“就业增长优先”型发展模式，将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第三，提升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宏观投资效率，摆脱投资依赖型增长 　　2009年一季度，中国扩张性宏观政策力度空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注入有很大关系。我们来考察一下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