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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土地权利法律保护 　　摘要：化解农民土地权利面临的危机，需要在物权法范围内界定土地承包权为用益物权，将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特定化；制定专门的土地征收征用法，列举公共利益范围，面向农民个人加大补偿力度，引入正当程序原则；贯彻村民自治，建立农民权利表达机制，在最基层为农民土地权利保护奠定政治基础；完善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救济机制；在基本人权的层面为农民土地权利提供现实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农民；土地权利；物权法；土地征收补偿；村民自治 　　 　　我国古代政治家管仲言：“地者，政之本也。”申言之，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承担着为生民安身立命，为国家提供政治稳定的政治经济双重互动功能。我国是以九亿农民为最大群体的农业大国，农民稳定则农村稳定，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而要使农村、农业和农民稳定，关键在于农村土地关系的稳定。是谓“土安则民安，民安则国安。”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农村土地关系并不稳定，农民土地权利面临严重的危机 　　 　　一、农民土地权利的物权保护 　　 　　农村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在法律层面的展开。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为此，农民土地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必须置于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之下。 　　集体所有制财产进入市场，就要按照产权标准重新实现资源配置。物权法是市场经济下对产权关系的法律表达。探寻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现实路径，就须将市场体制下农民对集体所有制财产（主要是土地）的权利以物权法规范重新予以界定，并在此界定过程中，克服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集体所有制与改革开放后建立的市场经济存在的内在磨擦。 　　1.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性质为用益物权，并规定其享有用益物权人应享有的一切正当权利。《土地承包法》虽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地位，但并未将其界定为用益物权。梁慧星《物权法》建议稿亦未界定。王利明《物权法》建议稿、人大法工委征求意见稿，虽作了界定，但在学界仍存争议。 　　笔者认为，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用益物权是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 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突出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中的专有身份，其次用益物权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可以限制来自乡、村干部的公共权力干预。第三，可以凸显用益物权本身具备而土地承包法缺位的权利。 　　2.明确所有权主体。用益物权是支配他人之物的一种物权，这就表明用益物权与他人之物的所有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有权是确定财产归属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述，只有财产的归属关系明确，财产的利用才存在可能。在财产归属不明的情况下，财产的利用也不可能存在法律的保障。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乃经济表达而非法律表达。以法学方法与法学思维视角，以物权法定之主体特定而客体不特定标准审视，宪法、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均属无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缺乏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未明确产权结构及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 　　笔者认为，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必须将集体经济组织改造为法人，确立农民的成员权（股权、社员权）。以日耳曼法的总有形式改造集体所有权，即土地由一定农村社区组织所有。农民通过其代表机构或一定民主程序行使所有权，单个农民使用土地必须设立农地承包权或地上权。 　　3.依承包合同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确定排他性支配权利，对抗一切觊觎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 　　 　　二、制订《土地征收征用法》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威胁，主要来自政府的征地，乡村干部卖地及利益集团的圈地，而这方面势力之所以能轻易搞到土地，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利益空间极大而获得土地的成本极小。极随意的土地征收制度使最严格的耕地制度形同虚设，要变更此局面，必须摒弃旧有征收征用规范，制订《土地征收征用法》。 　　1.明确“公共利益”内容与范围。罗马法以及近代私法认为，所有权是天赋权利，上帝赋予所有个人对财产予以绝对支配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权的个人本位为社会本位所代替。耶林认为，所有权形式之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目的，同时也应为社会目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个体权利应服从于公共利益，进而实现土地权利的社会性。而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他有权委托其行政机构按法定程序和条件剥夺个体的权利。②基尔克、狄骥等皆持此说。受此影响，我国宪法第13、20条，《土地管理法》第58条，《房地产管理法》第19，《民法通则》第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均将公共利益作为征收征用的当然条件。公共利益之规定本为善举，然而在近年来圈地运动中却被滥用，成为悬在个人权利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市场经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