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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犯罪法律惩治博弈思考 　　摘要: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的原理，作为行为人的行为基础，并作为违法者行为博弈的根源，应在贿赂犯罪的法律惩治中应用。 　　关键词:博弈论、贿赂犯罪、纳什均衡 　　 　　贿赂犯罪不仅危害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且威胁到市场环境的公平。在目前的中国，“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严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调查表明，目前人们认为贿赂现象最集中的领域是工程建设承包领域、土地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领域、政府采购领域、医用产品采购领域等。如何尽量根除行受贿犯罪，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我国在《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公司法》、《政府采购法》、《商业银行法》、《药品管理法》等许多法律法规中，在核心层、协作层、支持层、外围层 对行贿受贿犯罪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 　　以《刑法》为例，《刑法》第163条界定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4条界定了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第184条界定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受贿罪，第385条界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第387条界定了单位受贿罪，第388条界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财物提供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贿赂的受贿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亲属或其他关系人通过其影响力为经营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的影响力受贿罪，第389条界定了自然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贿罪，第391条界定了对单位的行贿罪，第392条界定了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介绍行贿罪，第393条界定了单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贿罪。 　　在对于行贿和受贿的界定上，许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对于怎样判断“不正当利益”，“先给予财物后谋取利益”和“先谋取利益后给予财物”的“时间差方式”是否定义为行贿受贿罪，“招工提干、安排子女上学就业、利用婚丧嫁娶、祝寿、住院看望、出国考察、旅游，甚至给予美色等等” 是否应该算作经营者采取的行贿行为等。 　　虽然法律在沿革过程中，正在逐步解决??义的模糊问题，并且对行贿受贿的规定越来越严密，但是，如何通过立法更有效的根除行贿受贿，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笔者认为，不论对于个人行受贿还是单位行受贿，行贿和受贿的执行者作为自然人，在交易过程中都进行着策略的博弈。因此，博弈理论在治理贿赂犯罪，寻找从源头根除贿赂犯罪的方法上，有重大的作用。 　　囚徒困境作为一种非零和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代表例子，它反应的两个参与者的决策，即不论另一参与者如何决策，某参与者都只有一个最佳选择。而在行贿案件中，潜在行贿者的决策过程，会充分考虑到其他潜在行贿者的决策，并收到其他潜在行贿者可能的行为的影响。所以，笔者将通过囚徒困境案例的引入，分析行贿者的行贿决策过程，进而得出如何杜绝贿赂犯罪的法律策略。 　　囚徒困境分为两类，一类是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令一类是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它们分别有不同的结果。 　　在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中，嫌疑人A和嫌疑人B因涉嫌共同入室盗窃被警察分别审讯。假设两嫌疑人的确有犯罪行为。审讯的警察分别告知A和B，如果二人都承认罪行，并提供犯罪证据，则二人各被判刑5年。如果其中一人承认而另一人抵赖，则承认者被叛1年监禁而抵赖者获刑7年。如果两人都不承认，则因证据不足，法院只能判两人因私闯民宅入狱2年。 　　从矩阵上看，如果A和B都选择抵赖，那么双方共同的损失仅为各2年的监禁。虽然A和B明白共同抵赖是对双方是有利的，但是由于二人被隔离，谁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为了减刑而交代犯罪事实。因此，在7年监禁的威胁和1年监禁的诱惑下，A和B都选择了交代，结果各被监禁5年。 　　依据纳什均衡的判断方法，假如A选择交代，则B损失最小的选择是交代；假如A选择抵赖，则B损失最小的选择也是交代；假如B选择交代，则A损失最小的选择是交代；假如B选择抵赖，则A损失最小的选择还是交代。在A、B的最优策略中取交集，得到了双方都交代的纳什均衡结果 ，这也是占优策略均衡的结果。 　　同上面的原理相同，我们组建潜在行贿者之间的支付矩阵。 　　假设经营者A、B经营同类的产品，某组织（可以是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等任何组织）希望采购此类产品，并要求A、B在质量、价格上进行竞争。假设采购方公开表示将采购性价比高的产品，且公开表示假如A、B的性价比完全相同，则采购方将会把订单等分，分配给A、B。 　　假设经营者A、B中的任何一方与采购方的主要决策人约定回扣，而最终采购方由于质量或价格没有选定其产品，则因其未达成销售目的，故不付出回扣。假设约定行贿得到潜在受贿者同意并达成销售目的则必然执行行受贿，且行贿成本被加入投标价格中，不影响A、B的生产经营成本。假如经营者A、B尝试向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