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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与文学权力意志外化 　　摘要：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曾选编了多部诗选集，以唐诗为基点，上溯先秦，下探清代，构建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诗史”。这部独具风格的诗史，以“温柔敦厚”的诗教立论，重视人品与诗品的合一，严谨而又通伤，认可诗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包容诗史“正”与“变”的多种样态，相对降低了唐宋诗之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关 键 词：沈德潜；选辑策略；诗史；诗教；格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2－0090－07 　　 　　一 　　 　　沈德潜（1673-1769）是清代格调派宗师，其诗论诗作影响清诗甚巨。他曾先后编辑了多个诗歌选本，在诗史的时间跨度和编撰的时间跨度两个层面上，构成了一个颇具深意的“时间轴”。从诗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一选本系列清晰地呈现出他以唐为主、上溯古逸、下探当代的选辑策略和诗史建构意图；从选诗的角度看，这一选诗活动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毕生事业”。康熙五十四年，年过四旬的沈德潜开始编选《唐诗别裁集》，①两年后完成付刊，同时酝酿编撰《古诗源》，于康熙五十八年编竣；雍正三年，《古诗源》刊行，迅即着手编《明诗别裁集》，九年后成书；乾隆十八年，又成《杜诗偶评》，并选自己弟子诗，编《七子诗选》；乾隆廿五年，《清诗别裁集》编竣刻成；乾隆廿九年，《增订唐诗别裁集》廿卷刻成；乾隆三十四年，他在门生陈明善的协助下，以九十七岁高龄编选陆游、元好问诗，撰例言，施评点，病重期间仍选苏轼诗若干首，可惜未及点评，就在九月病故了，陈明善董理遗稿刊行，是为《宋金三家诗选》。 　　沈德潜五十余年的选诗过程，在某个比较特殊的层面上形象地展现了从一个区域性诗坛名人到甚得乾隆皇帝青睐的诗学权威的历程。他一生晚达，开始选诗时，不过是一个尚未中式的老书生，本无操持选政、品鉴人物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他选诗动机非常简单，一方面是出于家学和师承的本能，另一方面是有感于明代以来诗学风气和选本的负面影响，试图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 　　沈德潜的家学和师承，为其选学底色。???祖沈钦圻、父沈钟彦皆宗风陶、杜、刘、白、陆，贯通古今，不拘盛唐。《清诗别裁集》卷七“沈钦圻”条云：“国初诗沿明季余习，多宗竟陵，先大父往复陶、杜，自摅胸臆，未尝求工而自中绳墨，陆起顽太仆谓：‘钟、谭之风，流毒天下，不能濡染，沈生大是豪杰之士。’太仆，先大父之师也，不轻许人，当时以为笃论。”这一家学渊源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沈德潜早年曾师事叶燮，叶燮《原诗》论诗歌源流、正变、盛衰之迹的睿识，升华为沈德潜的《说诗?语》及诸选本的闳肆与通?，尤其是叶燮论“温柔敦厚”之旨的“体用”说，更是启发了沈德潜“诗教为本，乐教为用”的“正典”意识。随着阅历的加深，他的思考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深化，尤其是在与乾隆唱和，获赠“我爱沈德潜，淳风挹古初”之句后，他的文坛领袖地位在政治层面上正式确定下来。这种荣耀也反过来促使他更进一步思考过往选本的合理性、诗学观念的自洽性和胸襟的宽容度，因此，这一系列自觉的调适过程，蕴涵着一个极其深刻而真实的挺立自我的心路历程。 　　沈德潜不满明清诗歌风气和选学现状，认为渐失雅道，远离诗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雅郑谁复分？正声日以熄。镂刻非不工，性情渐乖离。”[1]客观地讲，“去雅趋郑”的原因很多，其中，提倡风气者和操持选政者，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现实的文学问题，必须通过现实的文学途径解决，但是，在封建大一统的社会中，解决文学问题的理论武器、学术公信力及政治正确性，则需要从现政权所建构的“道统”和“文统”中获得，尤其是在获得乾隆帝的眷顾之后，这一政治上的迫切性来得更为强烈了。因此，沈德潜倡导儒家传统诗教，希望诗学路向复归于这一最高标准，正如他在《答竹溪诸诗人》中所说的那样：“诗教阅古今，温厚归一揆。诗何尝愚人，诗人自愚耳。”[2]诗教亘古不变，风雅古今一贯，在当下的诗坛仍然有着绝对权威，只要诗人明白这一点，秉持“温柔敦厚”的诗教，上述弊端一定会迎刃而解。 　　沈德潜依据《诗大序》关于诗歌“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推衍开去，认为作诗者自有这一政教承担，编诗者同样也有这一政教承担，“诗教之衰，未必不自编诗者遗之也”，指出正是编诗者自己遗忘了诗教传统，才导致可怕的后果。当然，追究编选者的责任，是为了避免同样的错误，在追究过程非常明确地彰显出选诗者应有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承担。 　　沈德潜在论述诗的功能时一直将重点放在诗教的阐发上，《清诗别裁集》“凡例”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又说：“诗之为道，不外孔